本文从城市形态和城市社会空间两个方面对明清近代湖南湘江中下游地区城市发展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在对长沙、衡阳、湘潭等中心城市进行个案分析的基础上，揭示了本区城市形态的若干特征，并对晚清时期本区表现为行会自我管理和士绅交游集会的城市社会空间进行了分析，还探讨了清末长沙、湘潭两城中的市政机构和湖南省咨议局的运作及其对城市社会的影响。　　全文分为绪论、正义四章和结语三部分。　　绪论部分介绍了本文研究之缘起，简要回顾了国内外关于明清时期城市地理和城市社会史的研究成果，并对研究区域之界定、研究思路与方法进行了阐释。　　第一章分析了自唐宋以来作为本区政治中心城市的长沙府城(清代作为省城)、衡州府城、岳州府城的城市空间形态及其变迁，并着重分析清末民初省城长沙工商业的空间分布，最后总结本区府级治所城市空间形态的总体特征，认为：这3座府城城垣虽为明初新筑，但都基于其唐宋时期城址，因此其规模与形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其前身的制约与影响；就城垣形制而言，长沙府城受礼制影响较深，基本上呈长方形，而其余两座府城则呈不规则椭圆形；它们均存在着规模不等的城外街区，大多分布在湘江岸边及城门外，而官署区基本上沿袭其唐宋子城的位置。　　第二章选取在1916年城市人口超过1万人的湘潭、醴陵、湘乡、益阳四座县城，具体分析其城市空间形态格局，然后从整体上针对城墙修筑之时间及其特征、城内外街市分布等问题，对湘江中下游十余个县城的空间形态进行了分析。本区大部分县治城市的城墙直到明代才得以修筑，其动因当在于加强对地方的控御，还有不少县城并未修筑城墙。工商业较为繁盛的湘潭、醴陵县城的城外街区规模较大，而在边缘山区的县城由于地方不时动荡，其城外街区的发展往往较为迟缓。湘潭城外以西街市是主要的商业区，与城内官署、士绅居住区相比存在着明显的功能分化，而醴陵城中的功能分划并不明显，这反映了城市功能分区的复杂性。　　第三章从行会和士绅交游两方面考察晚清湘江中下游区域在城市范围内的公共空间。一方面，本区行会内部商人、绅董等对各行业进行自我管理，将城市中各种行业的商号等基本经济单元整合在一起：另一方面，晚清光绪年间以省城长沙为活动中心的湖南士绅通过与郭嵩焘的交游，参与其兴办的思贤讲舍等会社的集会，围绕着对洋务等议题和湖南省政的议论，形成了以郭嵩焘为中心的人际关系网络，这些集会、交游进行的场所成为士绅议政的重要公共空间。　　第四章探讨维新变法、清末新政和立宪时期通过市政机构、地方民意机构的运作，本区城市公共空间纳入国家政治。维新变法中的保卫局是官绅商合办的市政管理机构，局中议事权由议事绅士十人与总办共同行使，其采取的一些举措对长沙街头空间进行了有效的管理；清末新政中设立的湘潭警察之章程基本上沿袭前者，强调对街道和街头商业的管理。清末立宪中的湖南省谘议局，作为“合法”的地方民意机关，可以反映地方绅商的意愿，对地方官员有一定的监督、约束作用，也通过了与城市改良相关的议案。这样绅商的公共领域被纳入到国家的政治体制之中。　　结语部分在总结本文的基础上，认为明清时期湘江中下游地区府级治所城市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受其前身的制约，而县级治所城市的城垣大部分筑于明代，主要是基于防御的需求。经济因素对城外街区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城内外的商业街区的职能有所不同。晚清本区域内在城市范围内的公共空间表现为行会和士绅的自我组织和管理。清末市政机构和民意机构如保卫局、谘议局的运作，使士绅的公共领域被纳入到国家的政治体制之中，也对城市空间的近代化产生了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