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精所奉其人寿”出自《素问·五常政大论》,是中医学论证精与寿关系的经典理论。作为“运气七篇”的一部分,自从其被王冰补入《黄帝内经素问》之后,医家学者便从多个角度对其进行了注证发微,或从地域寿夭,或从脾肾关系,或从心肾失调。这些诠释虽然延伸了“阴精所奉其人寿”的适用范围,但语焉不详,理论内涵模糊,影响了对该理论的理解、解释与应用。本研究以“阴精所奉其人寿”为对象,考察其中的基本概念,梳理历代医家的解释,发掘该理论的核心思想与奉精致寿的生理机制,并辨析与之表述相近的理论,揭示其在理论、实践与方法等不同层面的意义,从而使“阴精所奉其人寿”的理论主线重新明晰起来,令多歧的理论内涵得以重新整合。基于这一目的,本研究采用了加达默尔的诠释学思想,从多学科交叉的角度对“阴精所奉其人寿”进行阐发。运用文献学方法,收集古代文献与相关现代文献,对其理论发展正本清源;运用文字学方法探究相关概念的本义和引申义;应用隐喻认知理论,分析“精”“奉”“降”及其相关概念的隐喻性特点,并阐明该理论的立论基础——天不足西北,地不满东南——所涉及的认知思想;通过比较研究,辨析与“阴精所奉其人寿”相近的概念,加深对该理论内涵的理解进而为其进行科学定位;借鉴综合集成的思想方法,参考借鉴现代医学、道医学以及其他多学科有益知识,拓展“阴精所奉其人寿”的理论内涵。在上述方法的指导下,本研究分为了概念考释、思想基础、医理发微、疑义辨析和意义探寻等五个部分,逐层深入探讨“阴精所奉其人寿”的理论内涵。1、概念考释是对“精”“奉”“寿”等基本概念的溯源与诠释。通过厘清“阴精所奉其人寿”的基本概念,该理论得以被重新诠释为一条以“精为主体,奉为干预,寿为指引”的修龄路径。其中,“精”是沟通人体内外的生命主体,而“阴精”是对精作用趋向的规定。“精”的隐喻性为“精”带来了丰富的含义,这是“阴精所奉其人寿”注释纷呈的主要原因。“奉”是维持精沟通内外状态的一系列干预方法,具有“以尊为上”的隐喻特点,与“上”无直接联系,而与之相对的“降”亦呈现隐喻性,具有“以卑为下”的含义。“阴精所奉”即指这一奉精的过程趋向于阴的内敛特性。“寿”不专指对某个年龄范围的规定,而是由“阴精所奉”而产生的天人相通的生命状态。2、思想基础研究涉及对“阴精所奉其人寿”的立论依据——“天不足西北,地不满东南”——的认知背景探讨。“天不足西北,地不满东南”涉及先民对天地起源和变化的理解,它由共工怒触不周山的创世神话引出,形成了西北地厚而接天的结构特点,反映了其中蕴含的非平衡、秩序和重阴通阳思想。这些思想以隐喻的方式将外界天地的特点投射向人体,使人体具有了类似的特点,并用于解释人之生命的源起和存续。其中,非平衡旨在描述人体中存在的大量非对称生命现象,包括天人在结构和功能上的同构,是天人相通的具体表现。秩序性则说明了这些非平衡的生命现象之所以存在的底层逻辑,是引发天人相通的背后机制。非平衡和秩序构成了现象与本质的关系。重阴和通阳由秩序性进—步引出,是秩序性的二分。阴在下,为生命存续的基础;阳在上,为生命意义的指归。人的生命由此被划分为“阴形”与“阳神”两层境界。通过对这几层思想的整合,本研究构建了“非平衡—秩序—重阴通阳”的理论模型,用于解释“阴精所奉其人寿”背后的长寿机制,并进一步讨论基于该理论的相关应用。3、“阴精所奉其人寿”的医理机制是对上述理论模型的具体应用,表现为精以非平衡运行为核心,遵循培形为基础,通神为目的的秩序,使天人关系从单纯的精气相接,上升为以精为载体的运转规律相通。其中,精以运行不休为其一般状态,有特定的运行路径和运行特点。其调节机制主要与少阳和少阴有关,少阳三焦与胆是精行的道路与动力,少阴心与肾是精行的主宰与源泉。培形涉及对精形关系的处理,精与形变化趋同则寿,变化不一则夭。太阴和少阴是调节精形的关键,太阴肺与脾外纳自然药食之精充养形体,少阴心与肾内练已有之精以变换形体。通神涉及对精神关系的处理,体现为精与识神、精与元神的两重变化。前者表现为此消彼长,太阴与少阴是其调节关键;后者呈现为消长一致,其调节机制不局限于特定的脏腑,而以存神清静为关键。精、形、神在奉精机制中的关系,要求达致长寿要处理好三者的关系,这便是上述奉精致寿机制的核心。精的失奉即“阳精所降其人夭”,由上述奉精机制失常所致,即精、形、神三者关系的失常。“阳精所降”表现为常人失奉、因病失奉与奉精失道三途:失奉乃常人的生存状态,这是精以耗散为一般存在状态的必然结果;疾病引起的精、形、神关系失常破坏了奉精机制,对常人而言更会加剧精的耗散;在奉精过程中失于法度,常见于嗜好养生之人、或以养生为业的养生家及养生流派。4、从立论、文义和医理层面辨析了与“阴精所奉其人寿”的相近概念——“阴者其精奉于上”与“阴者其精并于下”,明确了其科学定位。“阴者其精奉于上”出自《素问·五常政大论》,“阴者其精并于下”见于《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二者虽然来源不一,却共享了相似的立论依据——“天不足西北,地不满东南”。通过对其共同立论背景“天不足西北,地不满东南”的辨析,得出二者对“天倾地陷”这一地理事实存在不同的认知。前者以非平衡为常,而后者以非平衡为变。这种认知上的差异导致了二者在表述上的不同,表现为前者使用了具有“以尊为上”内涵的“奉”,而后者则使用了相对中性的“并”。然而,在认知和表述上相互区别的两段经文,在医理上又殊途同归,均以讨论精与寿夭之关系为目的。“阴者其精奉于上”最终指向了“阴精所奉其人寿”,而“阴者其精并于下”则以“天地阴阳所不能全也,故邪居之”为结局,是“阳精所降其人夭”的具体表现。可见,精是奉于上还是并于下,仅是同一问题的不同切入角度。这种认识明确了“阴精所奉其人寿”理论的科学定位,即它是达致长寿的相对真理,而非对长生久视的绝对预言。5、“阴精所奉其人寿”的意义在于其对临床应用的指导。借助“非平衡—秩序—重阴通阳”的理论模型,该理论可用于判断寿夭、筛选方药、认识导引等,拓展了理论的应用范围。它使繁杂和零散的判断寿夭方法得以归入奉精过程中形与神的不同层次。通过该理论模型整合方药,不仅可以在现有药物的基础之上发现新的功效,还可对既有功效形成新的认识,启发临证。从新的视角认识导引诸法,其“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等动作养形,亦是对神机的调摄,而意念导引,专一致意,亦影响形体的运用。由此,基于该理论的导引诸法得以扩大其应用范围。此外,本研究所讨论的理论模型也是对“阴精所奉其人寿”地域寿夭原义的深化理解。借助这一模型,有助于研究者从新的角度认识具有中医特色的宜居理论。上述研究过程遵循诠释学循环诠释的原则,这也是加达默尔诠释学思想的内在要求。研究始于对其地域寿夭内涵的否定,而终于对宜居问题的思考。通过多学科方法的集成,本研究实现了视域融合,使“阴精所奉其人寿”原有的地域寿夭内涵得以拓展,扭转了人在环境之中的被动角色,挖掘了该理论蕴含的主观能动性,进而强调了人把握自我的能力,体现在宜居的选择和改造上即所谓“福人居福地,福地福人居”。这是对“阴精所奉其人寿”原有地域寿夭内涵的升华。上述研究揭示了“阴精所奉其人寿”蕴含的主观能动性,使该理论的诠释不再局限于地域寿夭或是对一脏一腑之精的关注,而从客观地理决定论向着发掘人的能动性转变。这是其理论多元化的体现,对当代人把握自我和倡导积极的生命观都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