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意在寻求17世纪至19世纪乃至20世纪初期中国学术的演变形态与线索。 在学术史视界中，清学可粗略分成三段：早期的理学经学之争、中期的经学内部之辨、晚期的史学、诸子学与西学引进，构成了清学史的复杂多端——研究乾嘉学术不能忽视人物、著作或论题所产生的历史环境，跳脱环境或是错置时空都无法窥见该学术的真正意义。因为一种曾经居于主流的学术话语被另外一种学术话语所取代，往往取决于学术因素与众多社会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学术内部的主题变化固然可以导致新的学术意识与研究方法的诞生，而来自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同样是考察学术史的一条重要线索。 从研究取向的角度来看，章太炎的“外因说”强调了社会学的一面；注重实证的朴学与倾向心性义理探究的宋明理学在风貌上固判然有别，但梁启超的“反动说”似乎也割断了朴学与宋明理学之间的延续性；钱穆的“不识宋学，则无以识近代”与余英时的“内在理路”说，提示了我们注意宋人以个人心性体验来展开义理之争，而清人则以经学考证展开义理之争。但我们也必须考虑到晚明为解决义理之争而崛起的经学考证与乾嘉时期以经典为对象所展开的音韵训诂这一纯粹的考据学在本质上的区别；美国的艾尔曼则力图以“新文化史研究”的心态消解“现代化叙事”所带来的种种弊病。 本文通过对此一期间的官学、私学、藏书、出版、学术赞助人、学者型幕僚等多重因素的研究，力图清晰地展现从17世纪以后的儒学何以由注重道德伦理的完善转向经验性实证知识的系统研究。18世纪，在宋明儒家学者那里富有争议的“尊德性”与“道问学”的问题再一次被重新考虑，新一代学者偏向了“道问学”一面，“博”本身就被认为是最有价值的，并且在读书人中广泛地流行开来，其结果是突出其知识性而削弱它的实践性。本文也试图对众多的专门学科如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伙、注释、名物、典章、金石、职官、舆地、避讳、天文、历算、乐律等学做出学术史的描述与评价，从中提炼出乾嘉学人的学术意识、方法以及人文成就。 本文选取这一研究课题的意义还在于这样一种努力：学术史的研究应该侧重于考订形成某一阶段的学术史中的种种事实以区别于哲学史对于概念与术语的处理、区别于思想史对于意义与价值的处理。换言之，学术史的主要研究不应是哲学或思想的思辩，而是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衡量其是非价值，也即是从知识增长(“学”)和方法论(“术”)的角度来描述某一学科的发展与建设——它无疑与文化史、政治史、社会史或经济史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而我们也正好将要看到，17、18、19世纪的学者是如何在朝廷、书院、幕府与经济赞助人所组成的历史环境中穿梭的——这种变化真实地反映了学者的价值取向与知识系统的变化。 我相信，当我们令人信服地在借鉴了文化史、政治史、社会史等成果后，学术史的研究是如何增添其丰富性与真实性的，而思想史或哲学史也有可能在学术史所开拓的基础上”进行新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