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自治是国家主导下的诱致型的制度变迁，这直接决定了村治研究的路径及其发展轨迹。在国家的强势话语下，政治学研究重心不得不从殿堂走向田野，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对“国家”的疏离，并开辟了非国家政治领域的农村政治研究。这种研究在国家的影响下又转向了村民自治研究，并成为农村政治学研究的主流。国家对民主以及农村对治理的需求之间的冲突与张力，使研究者偏离了问题本身，而转向以“为民主寻根”为宗旨。这使得政学两界高度互动，研究者在重心下沉中仍抱有宏大关怀，而此时的研究主要体现为政策研究。 这种研究在“乡土社会”遭遇到的极大困境促使研究者作为一个群体进行深刻反思，其结果是学术的整体转移，并开始了学术重心的真正下沉。学理追求使研究者与政策研究保持一定距离，村庄视野的限度使他们催生出了乡村治理研究。他们将目光放在底层农村社会，进行精细观察和深度描述的同时，也在现实的矛盾与困境中不断获得将其研究视野向上抬升的能量，如一些研究者主张以“国家”为外部视角来研究农村，即开始“回归国家”。村治研究者之间的“共识”并未消弭其间的张力，其根源在于，他们在如何认识农村真实上存在歧义。 村治研究作为一场“公共学术运动”因其“历史机缘”而不断引领学科主流，但因其学术底蕴的不足而吸引了多学科的交汇和互融，并大量借用了西方社会科学的概念、理论、方法和范式，由此催生了学者对“西方学术霸权”的争议。在追求学科主位的感召下，村治研究也不得不寻求多重话语权。 村治研究作为穿越政治领域与学术领域的话语史，充分显现了它作为一段特殊的历史事件和过程，在二十年的发展中，国家话语对学术发展轨迹的影响，以及学术为挣脱各种限制性因素而追求自身理性的生命历程。本文试图将这一学术历程安放回型塑其发展的国家与学术两种话语场域中，以勾勒出事件本身所呈现出的发展轨迹和一般规律，从而为该学术史的更深入研究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