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韦伯阐释学术与政治之别以后，世人多予赞赏和引用。但如何把握学术与政治在当代中国情境下的特殊关联，迄今为止，国内外学界尚未进行系统的探讨和研究。怎样考察和评价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贡献度及贡献方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如何引导学术，而学术研究又对政治修辞的变化起了什么作用?本文参照伊斯顿的政治系统分析理论和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借用“输入”与“输出”、“硬核”与“保护带”、“修辞”与“话语”等概念构建起解释框架，按照历史脉络考察1978年以来学术话语与政治修辞之间的关系，以窥探近三十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政治效应。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将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这一划时代变革，是同基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思想解放运动密不可分的。在一定意义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发表，乃表征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政治贡献的一座里程碑。从学术与政治的互动关系看，《实》文的面世及其引发的大讨论，经历了一个从知识分子的观念“输入”到权力体系“守门者”的修辞把关再到权力系统加工之后的政策“输出”过程。嗣后，“反左和防右”成为中国共产党将“学术话语”转换为“政治修辞”的两条最基本的过滤和筛选原则。　　 进入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全面启动。获得重生的人文社会科学界满腔热情地把目光投向正在发生巨变的中国社会，并展示了凝聚和表达公共议题的出色能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提出，即是这种热情和能力的最好注解。在经过了对“市场”的有限认可和接纳之后，中国共产党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与建设目标。在这一历史时期，经济学界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为核心概念所展开的研究和讨论，为党的经济体制改革方略超前性地积聚了思想和理论资源;但人文学界围绕“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等等所展开的研究和讨论，却因少数激进学者的偏执取向而遭受了另一种政治命运。　　 “89风波”之后，大量学人的政治热情开始明显下降，对公共议题开始“退避三舍”，逐渐躲入学术象牙塔，开展专业化研究。然而，“心忧天下”的情怀和冲动，仍使知识分子不愿舍弃充当“立法者”的目标。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中国政府开始主导建立包括学术资助体系在内的知识生产体系，以加强对学术的引导和规制。在这种背景下，学人的“阐释者”角色日益凸现。物权法的出台是观察学人双重角色的最好案例。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学术界尤其是法学界热烈讨论物权问题，甚至着手起草物权法草案。但物权法的出台一波三折。这尤其体现在物权法是否平等保护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的论争上。在物权法指导思想的论争过程中，学人们承担起“阐释者”的角色，利用其专业知识积极为政治主张论证。　　 经过不懈努力，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开展的学术规范化运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本确立了自己的学术“领地”。另一方面，经过几十年的学术体制化建设，一定程度上又形成了政治主导的知识生产体系。在知识生产的二重性格局下，人文社会科学在涉及政治领域的公共议题时，“阐释者”的取向日益强化，而“立法者”的取向则相对衰微。“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及传播的过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此阶段学术与政治的关系的特殊案例。知识分子围绕“社会冲突”发生机理和“社会冲突”化解之道两个方面所作的研究，对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来说，虽不无启示，但这种启示却是外围性的和边缘性的。知识界不享有“和谐社会”理念的原创权。仅只在中央领导提出“和谐社会”理念之后，学术界才急速跟进，掀起了一股研究“和谐社会”问题的热潮。　　 当下的中国已形成了一套引导管理学术的知识生产体制，在这体制下，学术经常承担起论证既定政策合法性的责任。但不能否认的是，知识界也获得一定程度上的学术自主，建立起了自己的学术领地与空间。如何利用这个空间，一方面努力开展学术研究，另一方面保持并增强对当代政治发展的积极影响，是中国知识分子所应认真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