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国就已经产生了监视居住制度。设立初衷是为了缓解当时羁押场所、工作人员等方面的紧缺问题。1979年《刑事诉讼法》中对监视居住的规定过于笼统，缺少可操作性。在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中虽然规定了被监视居住人应该遵守的义务、期限以及违反义务的法律后果等，但是其并没有与取保候审相分离。2012年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监视居住制度的规定较为详细，明确了关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适用情况。其中第73条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的核心内容，该条内容非常丰富，涉及到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适用对象、决定机关、执行场所、通知义务、权利保障等。这是刑事强制措施内部体系更加完善合乎逻辑的体现，同时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具体适用。在此次修法之时，监视居住制度的存废又再度一起热议。有学者认为，监视居住制度容易被滥用，导致变相羁押等情况的发生，尤其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更增加了这种担忧。但是在新《刑事诉讼法》中，我们发现立法者坚持监视居住制度的保留论，并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做出了更加具体的规定。面对监视居住制度的发展脉络与立法者的最终选择，本文冷静思考，我国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的立法存在哪些有待深入研究的地方？该措施在司法实务中，具体会面临哪些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又是什么？又如何保障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适用的公正、有效？文章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概念界定、独立存在的意义着手分析，对上面这些问题分别进行思考，最终指出我国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加强司法适用之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