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世纪时的商人们已经开始适用仲裁来解决商事纠纷,而我国引入仲裁较晚,自1994年颁布仲裁法以来才二十多年,但我们可以学习、借鉴、吸收先进的管理经验和规则,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政策环境和后发优势实现国际商事仲裁的快速发展。本文讨论了在最新的世界投资贸易境况下自裁管辖原则的国际现状、发展趋势,再将我国自裁管辖原则制度的立法现状与之对比,并就我国自裁管辖制度不足之处,针对性地提出完善我国该制度的立法建议。全文在结构上分为四章,首先总体介绍了自裁管辖原则的基本内涵和价值取向,同时结合“一带一路”倡议下自裁管辖原则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分析我国自裁管辖原则与国际通行做法的差距。其次,通过对比讨论其他国家地区,如瑞士、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地自裁管辖制度的立法规范与实践,最终就我国自裁管辖制度存在的若干亟待完善之处提出立法建议。第一章讨论国际商事仲裁自裁管辖原则的若干基本问题。主要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自裁管辖制度的基本内涵,包括自裁管辖原则概念的基本界定、自裁管辖原则的双重效力、自裁管辖原则确立对仲裁管辖权制度的意义等。第二个方面是通过分析国际商事仲裁的价值取向,以便于更好地理解自裁管辖原则确立的初衷。本章的重点在于厘清自裁管辖原则的消极效力,这是近年来关于该原则争论的焦点。在国际商事仲裁层面,越来越多国家的立法体例承认消极效力,如瑞士、新加坡;虽然不乏一些仲裁机构在仲裁规则为该原则发展作出贡献,但自裁管辖原则消极效力在我国的理论基础还十分薄弱。无论是仲裁还是诉讼,结果和程序的公正性始终是位于价值追求的首位,而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下效率价值的地位一直在提升,学者们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推动着构建一套兼顾公平与效率的仲裁制度。不仅如此,商事仲裁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仲裁独立性原则以及支持仲裁原则都为弱化司法监督,推进高效仲裁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第二章主要分析“一带一路”背景下自裁管辖原则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倡议自提出至今获得了相关国家的广泛支持,而且在推动国际经济贸易方面成效卓著。2018年我国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一带一路”,公布了一份关于建立争端解决机制的和机构的指导意见,该份意见为构建以仲裁为中心、调解为优先、司法为保障的高度完善的纠纷解决体系提供了发展契机。经济全球化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助力着国际贸易高速发展,对仲裁有着极大的需求。仲裁与诉讼相比毫无疑问在充分体现私人自治权方面有着无法替代的优势,国际商事仲裁得到了高度重视,其高效率和节约资源的优势日益突出,并成为解决国际商事争议的首选。同时,自裁管辖原则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广泛运用,法院与仲裁庭的管辖权争议成为进行国际商事仲裁时不可避免的、必须明晰的问题。然而,自裁管辖原则的发展也迎来了巨大的挑战。当今社会支持仲裁原则地位不断提升,一方面基于意思自治而发展起来的自裁管辖与司法监督相互制约,仲裁庭自裁管辖原则与法院司法审查均有存在之必要性;另一方面,出于对当事人契约自由的尊重,法院对仲裁庭或仲裁机构的司法介入也应当减少。但我国国内法没有明确自裁管辖原则,只规定了严格的司法监督,并且司法监督介入的时间过早、范围过宽,这显然与国际通行做法有很大差距,不符合国际发展趋势,也无益于将我国构建成为一个高度开放性、法治化的国际商事仲裁中心。第三章主要试图通过分析瑞士、新加坡、中国香港等三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制度,通过解读这三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地区的商事仲裁自裁管辖制度的立法规范与实践,为我国引进先进的国际化的制度规范。随着丝绸之路经贸活动全面深化,中国企业、投资者与沿线国家和地区正在进行更为密切、活跃的投资贸易活动。国际贸易投资、建设工程等跨境商事纠纷不断增加,因此沿线国家更需要相互了解彼此的法律环境,我国亟待构建平等公正、互助互信的仲裁规范体系。在国际商事仲裁领域,瑞士、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一直都是起步较早、发展较快的地区,尤其是新加坡和我国香港地区的自裁管辖权制度对我国自裁管辖原则研究有极大的借鉴作用。瑞士采纳自裁管辖原则,肯定了自裁管辖权的消极效力,并将对仲裁的司法监督限制在对程序的监督中。2015年新加坡为了顺应现实需求进行了一次改革并设立了自己的国际商事法庭,并且也采纳了自裁管辖原则。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的仲裁规则规定在仲裁庭组成前,仲裁院依据表面证据决定仲裁是否继续;仲裁庭组成后,仲裁庭自己决定管辖权;若当事人向法院起诉,法院表面审查仲裁协议是否有效,如果有效则中止诉讼,回归到仲裁程序。我国香港地区则沿袭了《示范法》的规范,明确规定了自裁管辖原则、采用“并存控制”制度。通过对比分析这三个其他国家、地区自裁管辖原则的立法规范与实践,了解了国际立法趋势、发现我国相关仲裁管辖权制度的不足。对于我国来说,加速国际商事仲裁改革进程、完善仲裁法规范体系是实现仲裁规则体系化、国际化的应有之义。第四章梳理了自裁管辖原则的最新发展趋势,总结我国自裁管辖原则的不足,并针对性地对完善我国自裁管辖原则提出法律建议。要使得我国现代仲裁立法更有成效、最大限度缩小与国际上商事仲裁通行做法之间的差距,出于鼓励商事纠纷运用仲裁方法解决的考量,对我国在与国际接轨的同时保持自己仲裁制度的独立性提出完善建议。第一步也是极为重要的一步,要想确立真正的、公正高效的自裁管辖制度,必须要要将仲裁管辖权的决定权的行使主体明确为仲裁庭,而非仲裁委员会。国际社会对仲裁庭的管辖权普遍形成了共识,仲裁庭本身应当具有管辖的权力并且有权裁断自己是否具有。目前规定仲裁委员会行使管辖权的立法例极为罕见,保障仲裁庭不依赖于仲裁机构和法院行使职权乃仲裁创设之初的核心主旨,一旦形成了仲裁庭无法独立自主裁断的局面就会使仲裁的裁决结果备受质疑,进而违背了仲裁公平高效的初衷。目前我国仲裁实践已经呈现出将仲裁庭纳入管辖权行使主体的趋势,最终将完整的管辖权彻底交由仲裁庭是必然结果。另外,建议司法审查采取“并存控制”,认可仲裁庭是管辖权的首位裁定者。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必须要在仲裁庭的授权和对法院的限权这两部分做好本土化的工作,可以根据仲裁进行的不同阶段加以细化区分。仲裁是一种准司法的方法,它以当事人之间同意采用仲裁的合同为依据,仲裁庭的所有权力也是来自于私权利的赋予。世界范围内对自裁管辖原则的普遍接受使得仲裁庭拥有自己决定是否拥有管辖权的规范成为各大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之一,与此同时伴随着支持仲裁原则的兴起,国家法律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重视与保护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现在最高院已经明确将设立国际商事法庭,这体现我国支持仲裁健康发展、大力构建多元化、专业化、国际化、中立化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在顺应国际立法规范趋势、与国际接轨的同时也保持自己仲裁制度的独立性,循序渐进、逐步稳妥地促进国际仲裁制度的协调融合,使之规范化、体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