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自治是清末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其推行过程中却一再爆发“自治风潮”，即反对地方自治的暴力行动(如反户口调查，反征收自治捐等)。地方自治顾名思义，即以地方之人办地方之事，以地方之人谋地方之公益。既然如此，为何地方自治会遭到如此激烈的反对呢?实与新政有莫大关联。 本文以旧派、乡民、地方精英、地方官员这四个方面为视角，以各项新政发展对这些人物之影响为线索，通过分析地方自治风潮的起因和走势来回答“何以清末新政在地方推行会陷入如此深重的困境”这一核心问题。 第一部分分为“僧、道、尼、巫”等三节。分析“旧派”群体在新政中原有的势力范围是如何一步步被侵蚀的，而他们又是利用哪些手段还击，掀起自治风潮的。 第二部分分为“学堂病民”等三节。探讨了何以这些善政，在乡民眼中都变成了灾难的根源，欲除之而后快的原因，以及这些原因与自治风潮之联系。 第三部分分为“学堂之贪污”等四节。希望从不同侧面描绘出改革获益者——地方精英的“另一面”和“另一面”使自治中地方精英的合法性急剧丧失，引发风潮的过程。 第四部分从上级政府、地方精英和自身素质三方面解释了何以地方官员在自治风潮中纷纷选择“不作为”的原因所在，揭示了风潮中官员的两难和尴尬。 总体概况而言：地方自治风潮的起因和走势是各种复杂因素相互作用之结果，而改革的左右生弊，进退失据在风潮中得到集中体现。新政在地方推行会陷入如此深重的困境，以下三点最值得反思： 其一、改革过程中必然会打破地方上各种势力间已有的平衡，产生失意者。如果可能应给予他们适当的补偿，至少要减轻他们的不满情绪，或提供化解或控制矛盾的渠道。但清政府财政压力深重，无力补偿，反而进一步榨取。实际操作中尺度把握又不甚注意，新政执行者往往以其轻率之举，激化不满情绪。宣传动员虽然不少，但以中国之大仍显不够。地方自治虽然在形式上是一种“国家政权建设”的努力，但并不象其所效仿的日本町村制那样能将国家控制浸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相对的也就不能提供释放或控制矛盾的渠道。 其二、改革获益者有“另一面“不足为奇。重要的是清末新政中作为改革获益者的地方精英，其“另一面”体现得过于赤裸，几乎不加任何遮蔽，也没有任何约束机制。各种资本的交换日益公开化，贪污、舞弊、恫吓、威胁，利诱在某种程度上竟然成为了办理自治乃至各项的“常态”。改革虽然也见到相当的“绩效”，但必须要有“合法性”为基础。，但“另一面”却使得合法性急剧丧失。 其二、传统王朝时代，地方官员的角色相对单一，但改革严重打击了幕友、书吏、差役，很大一部分琐碎而且需要“考绩”的新政事务都需地方官亲力完成。而自治公所的议员、职员与地方官并不是行政体系中的上下垂直关系，“白治”和“官治”之间有一条明显但又未能制度化的界限。地方官员和地方精英彼此之间协作少而竞争多.如果说以往地方行政需要体现的原则是“和谐”、“无为”。那么自治推行后官员不可能再“和谐”、“无为”，有一自治公所与其两相对峙，政绩自然摆在了第一位，而打击自治公所更是地方官不敢明言但却时刻挂心的一人日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