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唐朝历史以及丝绸之路中外交流史研究的背景出发,阐述了本研究的目的与意义;综述国内外研究成果;表明了本文的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点。从汉唐丝绸之路中外文化交流的动力与基础展开,在历史上中原与西域就存在交流,从汉至唐,丝绸之路处于发展巩固时期,而基于双方不同的自然环境形成的经济模式又具有差异性和互补性,因此在汉唐丝绸之路繁荣发展的大背景下,农牧业民俗也相互影响。在丝绸之路的两端,是创造人类农牧业文明的几个策源地,故此,在丝路繁忙而又漫长的商贸往来过程之中,不仅蕴含着双方物种或农牧业物产的互通有无,而且也伴生着农业耕作制度、畜牧业生产及农牧业技术的交流与融通。丝绸之路也是一条饮食文化交流之路,域外客商与中原人民交流频繁,带来了许多域外的食品及外民族的饮食习惯,这些外来食物逐渐流行于汉唐社会,受到人们的喜爱,直到唐代,形成了饮食风俗中的一大特色,即“胡风饮食”十分兴盛,史称“开元来,贵人御撰,尽供胡食。”与此同时,内地的饮食文化也逐渐在西域传播开来。在生活民俗方面,除了饮食文化,双方服饰也呈现出两大特征:一是汉族服饰吸收了胡服的很多形式,胡服逐渐被全社会所接受,并且大范围地流行;二是各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也或多或少地采用了汉族的服制礼仪。双方娱乐风俗的交流给中原和西域的文化生活增加了色彩。自然环境为人们提供了生存所必需的种种条件和事物,必须被作为主角来对待,因此大自然是他们关注的首要对象,无论是中原的农耕文明还是西域的农牧兼营,从它们产生开始就存在对自然神的信仰。而农牧业文明的不同,又使双方的动植物崇拜习俗有所不同,中原的神龙和西域的天马崇拜的相融是西域游牧文化和中原文化相联系的重要事件,反映了中原农耕文化和西北游牧文化的互相交融与影响。丝绸之路农牧民俗文化的交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发展中,农耕文化或草原文化都不可能完全实行自我封闭,它们不得不接受各种文化的冲击、渗透,从矛盾中取得融汇交通,或是进行互补。汉族农耕文化以中原地区为核心向周边进行传播、扩散,在扩散、传播汉文化的同时,也将周边地区胡族的优秀文化因素吸收到汉文化中来,汉唐帝国通过丝绸之路塑造着大国气度的多元性、包容性、开放性,大规模引进并有选择地采撷世界各国各地区人民的优秀文化元素,融合到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系统中,映射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长期而深入地相互渗透与交互影响,使中国古代文明不断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