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政策演变引起了国内外很多学者持续的、密集的关注,但研究存在不足。本文提出的决策者认知框架既可以解释外交政策内核的相对稳定,又可以解释外交政策演变,其基本特征是将国际环境的变动、国内环境的变化和决策者认知结合在一起,认为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是外交政策演变的根源,但不是必然的,外交政策如何转变发展还取决于决策者对内外环境的认知和作出改变的绩效评估。　　 论文首先描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从邓小平独立自主对外开放的外交政策转变、江泽民文明多样性、多极化新安全观和反对恐怖主义的外交政策扩展、胡锦涛和谐世界的外交政策提升的演变过程;接着考察了不同领导集体,不同外交决策认知,包括邓小平关于科技革命、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强调:江泽民关于文明多样化、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判断,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的认定等等;胡锦涛关于国家明显增强和平崛起势头日益明显,国际权力结构发生变迁的认知等等。　　 论文还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外交政策的变与不变。变化的是外交态势和外交手段,从着眼于美苏超级大国到构建区域国际秩序,从着眼于经济到全方位外交,从态度上的被动到主动,从和平到和谐,从双边到多边;不变的是我们的外交目的:维护国家利益,确保主权和领土完整、独立自主,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基本安全和基本富裕。发展中国家身份和不断升高的国际地位以及变化的政治经济形势决定了外交决策的变与不变。结论是只要我国的现代化任务没有完成,决策者对我国的国家身份、国际地位以及内外形势的认知不改变,那么我国外交政策就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变,最多就是根据新形势新情况做出一些“微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