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工业化进程加快,全民生产率提高,碳排放量不断攀升,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提高了全球发生极端天气的频率,如近期我国南方洪涝灾害等频发。于是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开始平衡经济与环境间的关系。2020年欧盟提出了“碳边境”计划,针对碳排放管控力度弱的进口商品进行一定比例的碳税征收,以此来保护环境规制力度大的本土企业,不至于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2021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首次把“碳中和”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并制定“碳达峰”行动方案。同时,双向FDI给中国环境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一方面,双向FDI在资本流动的同时,先进技术和优质管理的引进减轻污染治理难度,存在正的“污染光环”假说;另一方面,中国双向FDI促进经济增长,加大生产必定消耗能量、产生大量污染物,存在“污染避难所”假说。已有不少学者对单向FDI和碳排放量关系进行研究,且结论不一,但双向FDI确实会相互影响,共同作用。因此,有必要对中国双向FDI的碳排放量效应进行研究,从而为中国实现十四五规划的碳减排目标提供建设性的建议。本文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对2003-2017这15年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分析,首先通过描述性统计方法来分析当前双向FDI和碳排放量的现状、大致关系以及低中高碳排放量地区之间的现状差异。再通过三大信息准则筛选出最优滞后阶数,分别对全国和低中高碳排放量地区构建PVAR模型,分析双向FDI与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后,进一步输出脉冲相应函数、进行方差分解,来了解各个变量之间的时滞关系和贡献度。因为国家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逐日提高,为了更好探究最佳的环境规制力度,进一步引入环境规制作为门槛变量,经济、开放、城镇化、产业、技术等其他因素作为控制变量,经过门槛效应检验后分别建立双向FDI对碳排放量影响的门槛模型,得到最佳的环境规制区间,再把各省当前的环境规制力度进行对比分析,分别对不同省份提出合理建议。双向FDI与碳排放量的PVAR模型表明:（1）碳排放量短期内会促进近期碳排放量的增多,但长期看反而会有反向作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及碳排放量可以显著地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有利于我国走向国际市场;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和碳排放量短期会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但长期看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会抑制其自身的发展,且不同碳排放量地区存在区域差异。（2）双向FDI和碳排放量在当期都会对碳排放量产生正向的影响,但后期不断减弱,主要还是受三者共同的影响。因此,要控制碳排放量的话,不仅需要通过各种环境保护和规范措施控制二氧化碳本身的排放,更要同时缩小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是对外直接投资。如果想要加大对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则需要减少我国的碳排放量以及合理控制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双向FDI对碳排放量影响的门槛模型表明:（1）双向FDI均在较低水平下,环境规制越低,双向FDI越多会抑制碳排放量的增加,且OFDI抑制效果比IFDI强,可以达到性价比高的绿色减排、节能环保目的,不存在“污染避难所”假说;当处于中等环境规制水平下,双向FDI对碳排放量反而会产生促进作用,不利于节能减排环保理念;而在较高环境规制水平下,双向FDI可以很好抑制碳排放量增多,但同时也要考虑到成本问题,需要花费更多的财政支出去对环境加以规制。因此,把环境规制控制在低水平最佳,而结合OFDI门槛模型和IFDI门槛模型,可以得出最佳环境规制水平为ER?3.653,即环境保护支出在财政支出的占比需低于3.653%。（2）依据最佳环境规制水平,可把所有省份分为两类:环境管制需减弱、环境管制需保持。环境管制需减弱的省份有13个,虽然每年的环境规制力度在不断减弱,但是仍然处于中等水平,双向FDI不利于碳的节能减排,还需要不断减弱规制力度,达到最优范围。环境管制需保持的省份为剩余的17个省份,目前的环境规制力度已经减弱到适合本地低碳经济发展又能把环境规制发挥最大效果,需继续保持该水平。最后,根据上述结论分别提出了六大政策建议,包括提高外来投资的准入门槛、规范引导企业对外投资、改进双向FDI比例、合理进行环境规制、加强培养本土企业、平衡各个区域发展,为我国未来实现“碳中和”“碳达峰”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