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总则的修订已列入我国年的立法工作计划,其中对恶意串通之规定的立法取舍问题成为了专家学者们讨论的焦点问题。恶意串通是我国民法特有的概念,《民法通则》与《合同法》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在理论上,学者们对恶意串通规定的效力和内容存在较大的分歧;在司法实践中,恶意串通制度的适用也存在一些漏洞。本文从我国恶意串通规定的立法现状及恶意串通的含义、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入手,通过分析我国目前对恶意串通的立法规定,介绍在我国法学界针对恶意串通概念中的“恶意”“串通”“国家、集体、第三人”存在的分歧,以及学者对恶意串通产生的法律效果产生的争论,整理大陆法系虚伪表示制度和英美法系的不可执行合同的理论简介与立法现状,剖析虚伪表示与不可执行合同同恶意串通的异同点,归纳我国恶意串通规定存在的不足之处。由于恶意串通概念界限不甚明晰,在司法实践中与无权处分、代理问题、一物二卖等问题在法律适用上存在冲突,因此在《民法总则》的起草过程中,对恶意串通规定的立法走向存在两种主流思路:保留恶意串通,加入虚伪表示;删除恶意串通,虚伪表示代之。在对两种主流思路梳理的基础上,提出删除恶意串通规定,加入虚伪表示的立法建议,同时不再单独规定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其他不能用具体规则解决的问题则交由公序良俗原则解决,以弥补法律规则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