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农业深度融入世界农业的时代背景下,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取得了较快进展,对“一带一路”国家的耕地投资更是为我国和沿线国家的投资合作带来了重大机遇。“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且多为发展中国家,农业在其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至关重要,但部分国家的农业生产仍以粗放式为主,农业科技水平相对落后、经济效益低,与我国农业生产要素高度互补,我国与沿线国家的农业合作具有互利共赢的基础及广阔的投资前景。在当前“一带一路”倡议逐步落实的关键时期,粮食安全、资源配置、生态环境安全和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等问题,已日渐成为制约各国农业发展的瓶颈,亦是现阶段我国与“一带一路”成员急需深入协同合作、共同解决的重要问题。在此背景下,对外耕地投资作为我国农业“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我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耕地资源状况、双边距离及制度环境等因素对我国对外耕地投资的影响机制,可以丰富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耕地投资领域的研究,为优化我国企业在沿线国家耕地投资合作、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供参考。在理论方面,本文基于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来探究影响我国在沿线地区耕地投资的主要因素,并提出了双边经济距离、东道国制度环境和耕地资源水平影响中国对外耕地投资区位选择及投资规模的理论假说,拓展了资源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分析框架。在实证方面,本文运用熵权TOPSIS法综合评价东道国2008-2017年的耕地资源水平,并采用东道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的依存度测算双边经济距离,将这两个变量和东道国制度环境等区位特征纳入实证模型中,实证分析中国在沿线国家耕地投资的区位选择及投资规模的影响机制,并进行稳健性检验。进一步基于资源配置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有针对性地分析不同国家的投资合作模式。本文的实证分析补充了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耕地投资的经验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1)“一带一路”国家耕地资源各指标的空间分布差异较大。在耕地评价指标体系中,可再生淡水资源和可灌溉农田面积所占权重较高,反映了耕地质量本身的相对重要性。(2)中国的耕地投资在区位选择阶段和投资规模决策阶段既有相同的影响因素,也有差异因素。在耕地投资的区位选择阶段,我国倾向于选择具有较近的双边经济距离和地理距离,政府腐败水平较低的国家。在投资规模决策阶段,东道国的耕地资源水平、腐败水平、农业近似全要素生产率和地理距离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此外,东道国的耕地资源水平对我国耕地投资的吸引力会受到腐败水平的负向调节,而政府有效性和市场规模有助于强化耕地资源对我国耕地投资的促进作用。(3)沿线国家的区位特征差异较大,我国需要结合各区域的比较优势开展差异化的耕地投资合作,在欠发达的地区注重保护水土资源及农户生计,保障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安全;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注重农产品流通和销售环节,加强企业与当地市场的联系,保证沿线地区耕地投资项目的可持续发展。最后,本文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谨慎提出相应的政策启示。企业层面:(1)在“一带一路”区域,中国耕地投资的区位选择应重点关注双边经济距离较近及制度环境较好的国家;(2)跨国耕地投资应注重对当地资源环境的保护,确保耕地投资的可持续发展;(3)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因地制宜的开展耕地投资合作。政府层面:(1)缩短双边经济距离,为中国的耕地投资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2)制定和完善国际耕地投资规则标准。有效识别东道国投资风险,降低企业对外耕地投资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