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繁仁美学思想主要由文艺美学论、审美教育论和生态美学论构成，而一以贯之的红线则是存在论美学。在文艺美学论中，曾繁仁论述了文艺美学的生成语境，并将其定性为新兴人文学科；他以审美经验作为文艺美学的理论出发点，使该学科具有了独立的学术品格和强烈的时代感，既使艺术回归审美，又促进了该学科与当下文艺现实的联系；曾繁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实践观为指导，以审美经验现象学为方法，阐发了经验与实践、经验与主体、经验与想象、经验与表现、经验与快感、经验与接受、经验与心理学、经验与真理、经验与对象的关系；曾繁仁的审美经验现象学方法具有审美态度的改变性、审美知觉的构成性、审美想象的填补性和审美价值的形上性四个特征；面对新时期以来中西文论的碰撞与对话，曾繁仁建言以马克思主义文论为指南，结合中国的文艺现实，在综合比较古今中外文论的基础上去粗存精，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文论。　　 在审美教育论中，曾繁仁一反学界的美育附属论、形象教育论和全人教育论，将美育的本质定位为和谐美育论，其审美教育之“情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情感，而是“审美情感”；曾繁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美育本质观，其美育本质观不是抽象的情感教育，而是特有情感判断力的培养；他从人类文化结构的层面上论述了美育与德育、智育、体育的互补共生的关系，并通过对宗教的、伦理的和审美的生活方式的考察，断言美育具有取代宗教的资格与现实性；在曾繁仁看来，美育的根本任务不是培养专业艺术家，而是培养一种以审美的态度对待自然、社会和人生的生活艺术家；他结合当代脑科学的成果，论证了美育的情商培养作用和中和协调的社会文化功能；在美育实施的指导思想上，曾繁仁持有机整体教育观，主张将审美教育工程放在整个社会教育工程系统中来实施，并从当代信息学的角度论证了审美教育的流程规律；在美育实施途径上，曾繁仁认为艺术教育最为切实可行，并从艺术教育的组织保障、课程设置、教材及教师等方面进行了具体的指导；在曾繁仁看来，美育的实施目标是审美力的培养与情操的培育，审美力的培养从客观方面来说要选择优秀的审美对象，从主观方面来说要确立受教育者健康的审美态度，曾繁仁也看到了审美力的中性，主张在培育审美力的同时培养情操；曾繁仁将美育定位为一门特殊的人文学科，并以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为指导，解决了这门学科中存在的智性与非智性、考评与不可考评、阶段性与终身性的矛盾；在美育的研究方法上，曾繁仁坚持多纬度的、阐释的和具有明显价值取向的“人学”的研究方法。　　 在生态美学论中，曾繁仁阐述了生态美学的生成背景，认为生态美学是在由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由人类中心到生态整体以及生态批评的推波助澜背景中产生的；他挖掘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元素：马克思的唯物实践观中包含有浓郁的生态审美意识，“异化的扬弃”中包含有重建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思想，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中蕴含有人与自然相统一的哲学纬度；曾繁仁站在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基点之上，吸收了西方环境美学家约·瑟帕玛、艾伦·卡尔松、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和阿诺德·伯林特的理论滋养，特别是海德格尔在哲学观、语言观和审美观上的生态思想，从而创造了具有“中国气派”的生态美学；他系统梳理了中国的生态美学资源，诸如儒家的“仁者爱人”、《周易》的“生生为易”、道家的“道法自然”和佛家的“众生平等”等；在曾繁仁看来，生态美学是一种生态存在论哲学观，它包含着由认识论到存在论、由人类中心到生态整体、并蕴含有对自然部分“返魅”的重要内涵；曾繁仁将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定位为生态系统的美，并主张以生态现象学的方法进行研究，他系统梳理了“生态审美本性”、“诗意地栖居”、“四方游戏说”、“家园意识”、“场所意识”、“参与美学”、“生态文艺学”和“生态审美教育”等生态美学范畴；对于生态美学的学科建设，曾繁仁主张将其作为后现代语境下的新兴学科来看待，将其哲学基础牢牢奠定在生态存在论哲学观之上；在曾繁仁看来，生态美学不同于西方的环境美学，这种不同表现在时代文化背景、字意学的含义和美学内涵上；对于生态美学的未来发展，曾繁仁主张走“全球视野、世界资源与中国经验”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