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23日,央行宣布“自2015年10月24日起,对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等不再设置存款利率浮动上限”,标志着我国利率管制基本放开。与此同时,我国现阶段影子银行规模很大、不良贷款率高企;切实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坚守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是我国当前的一项重点工作。为了防范利率市场化改革加速推进、影子银行规模很大、不良贷款率高企等多重金融挑战叠加阶段,系统性银行危机的发生,2015年3月31日,我国的《存款保险条例》正式公布,自2015年5月1日起施行。相比之下,存款保险制度(Deposit Insurance Scheme,以下简称“DIS”)更有利于银行间的公平竞争,发挥市场在银行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护存款人的利益,规范银行的退出机制。然而,DIS是一把双刃剑,其也易降低银行市场约束,诱发银行的道德风险问题,进而导致银行风险增加。在DIS实施初期,结合我国银行微观特征和宏观环境,及时深入地探讨DIS对我国银行市场约束的影响,进而分析其对银行个体风险和系统风险的作用以及具体作用途径,对于如何实现DIS与银行市场约束的激励相容,有效防范DIS诱发的道德风险问题,实现金融系统的稳定,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已有研究相比,本研究进行了如下拓展:第一,结合我国特有的制度背景,探讨DIS与银行市场约束关系。首先,结合我国银行吸存行为的特点,鉴于企业存款人对银行风险的敏感性较小,剔除企业存款,利用手工整理的个人存款和银行理财产品数据,针对个人客户的行为,探讨我国银行市场约束的有效性。相比与已有研究,使用更具有针对性的数据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其次,充分利用我国部分DIS下,个人存款基本完全受保护,而银行理财产品却不受保护的事实,运用倍差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DID),对比DIS实施前后,个人存款和银行理财产品对银行风险敏感性的变化,检验DIS对我国银行市场约束的影响,丰富了结合我国经济背景探索存款保险制度与银行市场约束关系的研究。研究发现:随着金融改革的推进,在DIS推出前,我国个人客户会对资本资产比和不良贷款率等银行风险特征做出反应,个人客户会撤销存款或银行理财产品来惩罚银行的过度冒险行为;DIS显著提高了银行理财产品投资者对资本资产比和不良贷款率的敏感性;但降低了个人存款人对资本资产比和不良贷款率的敏感性。第二,对比中美两国DIS对银行个体风险的作用和银行微观行为影响的差异性和一致性;并且基于中国银行业的特殊背景,运用倍差法(DID),估计DIS对于其他商业银行(中、农、工、建四大国有银行以外的商业银行)个体风险以及经营行为的影响。鉴于我国存款保险条例中的职能设计和保险费率设计等核心要素借鉴了美国的成功经验,本文立足中美比较研究,分析DIS对中美银行个体风险的差异性影响;并从银行治理和银行杠杆的独特视角出发,具体分析其背后的制度性因素。进一步,结合中国银行业的特殊背景,利用DIS的引入对于工、中、农、交四大国有银行(以下简称“四大行”)和其他商业银行的非对称性影响,采用倍差法,估计DIS对于其他商业银行个体风险和经营行为的影响,探讨引入DIS后,其对我国银行个体风险的具体影响途径。实证结果表明:DIS显著增加了我国其他商业银行的个体风险,而其对美国的银行个体风险的影响却不显著;对中美两国银行而言,银行杠杆率越高,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越高,DIS的道德风险问题越严重;比较分散的股权结构和较低的银行杠杆率降低了美国DIS对银行个体风险的负面影响;引入DIS后,我国四大行的个体风险、杠杆率和影子银行业务均没有显著变化;但是其他商业银行却会提高杠杆率和更积极地从事影子银行业务,从而增加了银行个体风险。第三,将金融机构间的联系网络和银行市值纳入到银行系统风险的测度中;并且研究了 DIS对我国银行系统风险的影响和作用渠道。将金融机构间的联系网络和银行市值纳入到银行系统风险的测度中,弥补了已有研究仅考虑银行收益率与系统收益率关系测度我国银行系统风险时,会低估银行系统风险的不足;进一步分析DIS对我国银行系统风险的影响,补充了结合我国现实经济背景对二者关系进行探讨的实证研究;并通过分析DIS对银行经营行为的影响,理清了DIS对银行系统风险影响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DIS的实施显著提高了其他商业银行的系统风险;DIS实施后,其他商业银行会通过积极地开展提高非利息收入的业务和影子银行业务,进而增加银行系统风险。本文充分利用我国DIS实施两年有余的机会,试图较全面地探讨DIS对银行市场约束的影响,进而研究其对银行个体风险和系统风险的作用以及具体作用途径,为完善我国DIS和银行监管,促进金融系统的稳定提供来自实证研究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