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复杂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这两者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也成为近年来法学理论和实践中普遍关注的一个热点。对此,学界作了大量的理论研究,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行政证据在刑事诉讼中转化和应用的程序性衔接、行政犯罪理论以及行政处罚与刑罚的竞合处理等三类问题。但是,有关行政证据转化为刑事证据过程中涉及的证据理论方面的研究却较为薄弱。在司法实务中,各种不同类型的行政证据能否转化为刑事证据以及如何转化为刑事证据等问题都亟待解决。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其中增加了“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规定。其后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进一步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证据资料,“经法庭查证属实,且收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颁布以及司法解释的出台,首次在立法上确认了行政证据可以向刑事证据转化,使两者之间的衔接有了法律依据。但新的《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仍然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求,仅就证据转化种类而言,目前的规定仅涉及了实物证据的转化,对于言词证据没有作出列举。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中取得言辞证据需不需要转化,如何转化为刑事证据仍然值得商榷。同时,对第52条中的“行政机关”的范畴,法律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的厘清。笔者通过对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进行比较,分析了行政证据转化为刑事证据的可行性,研究了二者转化的价值,并系统分析和研究了行政证据转化为刑事证据面临的现实问题和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