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在国际学术界,出现了对国际资本高度流动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安排问题的热烈讨论。近来,达成了所谓的“新共识”(New consensus,Edwards,2000),大致内容是认为实行固定汇率,把汇率作为一种“名义锚”的政策只应作为一种短期的、过渡性的措施,长期而言,可调节的盯住汇率制度是不稳定的,易引起危机。在人民币升值压力日增的背景下,分析国际学术的新焦点,对中国汇率制度安排大有裨益。 本文也基本认同“新共识”,在克鲁格曼的“不可能的三位一体原理”(the principle ofthe impossible trinity)前提下,笔者试图以国别研究为突破口,结合其他目前较有影响的汇率制度选择理论,分别分析盯住汇率制度和独立货币政策、通货膨胀、被盯住国家经济状况、被盯住国家金融体系缺陷、资本流动自由化等等经济要素的关系,从六个方面来阐述发展中国家维持盯住汇率制度的代价过高的原因。但是,正如哈佛的教授Frankel(1999)指出的,没有一种汇率制度是万能灵药(panacea)。退出了盯住汇率制度是不是就要马上实行独立浮动汇率制度,也是要因国而异,很多国家“害怕浮动”都是有各自现实的理由的。所以,借鉴其他各个国家的汇率制度安排的经验,而不是照搬某个国家的经验变得尤其重要。本文选择五个国家退出盯住汇率制的时机和经验做比较,借以探讨中国汇率制度安排。 泰国和英国是在本币强烈贬值的压力下,爆发了货币危机,被迫退出盯住汇率制度的,日本和德国是在本国处在內外升值压力下退出盯住汇率制度的,而智利则是在吸取了前期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后,成功退出,与德国可并称为典范。和泰国和智利一样,我国是发展中国家,而和日本和德国一样,我国现在处在人民币升值的国内外压力之下。这些国家的经验于现在的中国极为重要。 总起来说,一国经济崛起的过程中面临升值是自然而然之事,选择渐进但是坚定的汇率制度改革方式和看重国内经济政策目标多过汇率政策目标的取向是这几个国家给中国的经验,在这个基础上探讨中国汇率制度退出盯住汇率制度的时机,条件和背景会更加客观和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