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希龄在正式步入政坛之前,曾在湖南醴陵有过从事于实业的经历以及对振兴湖南实业的思考；步入政坛之后,又得以先后在奉天、江苏担任过主管实业的政府官员——奉天农工商局局长和江苏农工商局总办；辞去内阁总理之后,复受袁世凯委任筹办全国煤油矿事宜。可以说,熊希龄一生与实业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他长期从事的实业实践活动中,以及对振兴近代中国实业的思考中,逐渐形成了他对于发展近代中国实业的见解与主张——实业思想。熊希龄的实业思想是实业救国思潮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流布的产物,其本质上是一种维新思想和爱国思想。它的形成,既受西方实业思想的影响；也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邦济国思想,特别是湖湘文化中的“经世致用”思想和近代湖南学风中的务实精神的影响；同时还与熊希龄的个人机遇和主观努力有关。在熊希龄看来,发展实业对于近代中国有着重要的意义,不但是养成国力之基础,’是立国之本,而且对于发展军事力量、抵御外侮有着重要的作用。熊希龄认为,在近代中国要发展实业,必须学习日本,走优先发展模仿工业的道路。至于发展实业的具体方法,熊希龄则提出了兴办实业教育、行政助长实业、发展交通和通信事业三大措施。熊希龄还就如何开发中国煤油矿有过仔细的思考和周密的筹划,并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之上向政府提出了开发煤油矿的方法。熊希龄的实业思想具有三个典型的特征：突出实业教育的作用；鲜明的“重商主义”特征；国外经验与本土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务实主义”特征。他的实业思想不但被他成功地用于指导开展实业实践活动,而且丰富和发展了近代中国的实业思想,有力地推动了近代中国实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