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研究对象是1930年代北平的大学教育与文学生产,主要是以大学为视角,考察北伐后到抗战前(1928-1937)这十年北平的新文学活动。这一时期的北平被称为“文化城”或“大学城”,文学活动往往是在各大学中展开的;在时空上以1930年代的北平为范围,描述和分析大学参与到新文学的想像和再生产中去的不同层面,是本文的主要任务。大体而言,本文从两个层面来考察“大学视野中的新文学”:作为知识生产的场所,大学通过学术研究和课程设置,生产着有关新文学的各种知识、观念和历史叙述;而作为由教师和学生组成的“文化共同体”,大学又为新文学再生产创造了诸如文学社团、刊物、师生关系、人际网络等制度性的条件。本文在结构上即遵循此一思路,大体上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三章以北大、清华等学术化取向较为明显的大学为中心,讨论大学有关新文学的知识生产,为新文学提供了怎样的视野,其中涉及新文学中“传统/现代”、“中/西”等诸多命题。后两章则将对象扩展到北平师大、中国大学等学术等级较低的学校,以及大学外的文艺青年,分析不同大学中文学群体从事文学活动的不同策略,以及背后蕴含着权力关系的制度性条件。通过引入场域的角度,本文试图说明,在1930年代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北平各大学间存在着一个分化的场域结构,人们对于新文学的想像,以及他们参与新文学的方式,总是和他们在这一场域结构中的位置紧密相关。引论部分首先对作为背景的五四以来新文学与大学之关系略加梳理,以便将本文的研究对象置于更长时段考察,并由此引伸出研究思路。继而交待本文的框架结构和研究方法,并对相关的学术史进行清理。第一章主要以北大、清华两校为对象,考察它们的文学课程及其包含的文学想象。由于学术专业化的趋势,两校的国文系课程仍多以“国学”为主体,方法上则以趋向于历史考据的“科学方法”为主,而于文学自身的品评鉴赏则置之度外。加之五四反传统的“范式压力”,传统难以成为新文学的资源,主事者虽有心在国文系中引入新文学,基本上仍以失败告终。与此形成对比,当时外文系则以文学为本位,尤为引人瞩目的是对欧美现代主义的大力引介,开拓了新文学的资源,刺激了对传统的重新发现,由此形成的“普遍性的视野”,构成了对五四反传统范式的超越。第二章则选择文学批评为个案,讨论当时的文学批评与学院文学教育之关系。新文学早期的文学批评主要注重于观念的表达和体系的建立,文学批评的过于观念化,引起了不少人的反思。1930年代北平的批评界,发出了把批评重心放到作品上的呼声,转而试图建立起以具体作品为批评对象的“实际批评”,这一批评立场背后,其实有很强的学院背景。本章主要涉及叶公超、瑞恰慈、李健吾、李长之等人,分析学院背景在其批评理路形成中的作用,而这一背景仍可归结为前章所述“普遍性的视野”。第三章则以新诗为例,分析新文学背景的学者的学术研究和新文学之间的对话关系。对于胡适、朱自清及《歌谣》周围的学人来说,他们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将新诗纳入到整个文学史的叙述中去,其中种种缝隙和紧张仍昭昭可见;而朱光潜、梁宗岱等西学背景的学人,通过将西学转化为某种普遍性的知识,于无形中化解了困扰新诗乃至新文学的“中/西”“新/旧”的沟通和弥合问题。本章同时讨论了当时的“读诗会”这一具体的空间,不同学术背景的学人在这一空间的对话,亦使得新/旧、中/西呈现出融合汇通的态势。第四章考察了当时北平各大学中两种文学空间:社团和人际网络。早期新文学的校园文学活动主要通过社团进行,北大、清华莫不如是,进入1930年代后,由于学术专业化的压力和国民政府的有意控制,以及新文学自身格局的变化,北大、清华等校中的学生文学社团渐趋萎缩,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松散的人际网络。而在北平师大、中国大学等校中,带有左翼色彩的文艺社团活动仍相当活跃,并伴随着一二九运动浮出地表,但由于和政治运动之间的复杂纠葛,他们的文学创作却难以进入到文学场中。第五章则在更大的范围内,从场域的角度,探讨当时北平文坛两个主要的文学群体——“学院派”和学院外的“文艺青年”——的文学策略和文学立场,特别是表现在有关文类的等级观念和文类的选择倾向上,学院写作以新诗为大宗,文艺青年则多集中于小说一途。作为两者中介的是掌握着《大公报·文艺》等阵地的沈从文、萧乾,他们编辑副刊的同时,也在行使着某种文类选择和过滤的权力。结语部分则试图对“大学视野中的新文学”这一论题所包含的学术、政治及文学之间的复杂纠葛,作进一步的概括和提炼。特别是分析了作为1930年代北平文坛主体的学院派,其对新文学的想像(“普遍性的视野”),与他们面对现实政治的姿态以及自我定位之间的内在关联。然而,无论功过得失,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严峻,学院派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被迫调整着自己的姿态,其结果则是最终走向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