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户复古国学史上,被奉为“国学四大人”之一的复古国学家贺茂真渊(1697-1769),其复古学说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个具备高度理论意识而又自成系统的国学体系。本文拟围绕贺茂真渊的主要国学著述,回到复古国学的原点,将贺茂真渊置于中日比较的视野之中,从言语、考证、古道三个角度,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在与我国“诗言志”、“四唐分期说”、先秦儒家、老庄之学及程朱理学进行细致地影响比较与平行阐发的基础上,考察其国学体系的机理,展示真渊在复古国学创立的过程中,如何既综合借鉴了中国汉学的知识,即“汉意”,又匠心独具地开发了日本本土文化的矿藏,即“国意”,从而让日本文化呈现出以和为本、和汉交辉的全新面貌。与此相应,本文将一边指证日本复古国学体内中国元素的大量存在,一边也并不否认复古国学对于本国文脉的继承和发扬,揭示内外文化压力之下贺茂真渊所作出的创新贡献。本文主要得出如下五条较富新意的结论：1、复古国学属于近世国学,与处于国家主义和战争状态下的近代国学有本质不同。近世国学前期有斋隐特性,不重政治行动,文学色彩较浓。2、贺茂真渊的“心言说”虽脱胎于《毛诗大序》的“诗言志”,但其对“心”的理解极富日本特色,呈现出去教化、非实体、外而内、近神灵的特点。3、复古国学的文献实证法有两面性。贺茂真渊“万叶歌风四迁论”疑受《唐诗品汇》“四唐分期说”影响。他从《万叶集》中提取了作为政治和文化统一体的“万叶空间Ⅱ”。4、真渊国学借自老庄的“道”在日本发生了变异,用以指古代臣民对天皇抱有亲近感的天皇制社会的伦理合法性。5、文学修养对于真渊是为了获得神学体验,这种神学体验与程朱理学有相近之处。讲习游宦促进了真渊复古国学的形成与传播,加深了他对古道的体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