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汪涧遗址位于泥河湾盆地西端—大同盆地东北部,行政区划上属于山西省大同市云州区李汪涧村;遗址位于李汪涧村西南0.7km处,是一处露天旷野遗址。该遗址首次发现于2016年,调查发现后经过多次的复查,并于2017年6-8月对该遗址进行了地质剖面的试掘工作。鉴于此次试掘中发现数量较多的石制品和动物化石以及较为连续的地层堆积,我们在2018年7-10月对该遗址进行正式的发掘。2017年、2018年的考古试掘和发掘共发现4个文化层,获得数量丰富的石制品和动物化石。本文研究的指导思想为“操作链”理论,运用石料产地调查、埋藏学研究、类型学分析、拼合研究、动物考古学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对李汪涧遗址中的石制品和动物骨骼化石进行简要的分析与研究:首先,对整篇文章的选题、研究背景进行阐述,从而划定文章的研究内容、目的以及方法,并对石制品和动物骨骼的分类和观测项目进行具体的描述。随后对近几年来在大同盆地的旧石器考古调查和试掘的成果进行归纳和总结,统计和分析结果显示大同盆地内的旧石器地点和化石点主要集中在桑干河北岸,南岸仅有少量发现;结合水系和行政区划,对本次调查区域划分为四个小的区域:桑干河上游北岸、桑干河中游北岸、桑干河中游南岸、洋河上游。调查所发现的文化遗物所处地层多为河—湖相沉积和马兰黄土层,且集中分布于桑干河及其支流两岸的Ⅱ、Ⅲ级阶地;新发现的地点均属于露天旷野遗址。第二,通过地层学、类型学、数理统计学、拼合研究、埋藏学等研究分析方法,对李汪涧遗址的地层、年代、埋藏学特征和石制品原料、构成、剥片技术、加工技术等进行分析研究。统计和研究结果显示,李汪涧遗址中的石料大都为就地取材,多采自遗址附近的河滩砾石或距遗址西北约20km以内的山地基岩出露地区。遗址中石制品种类包括石核、石片、废品、碎屑、工具和未加工者六大类;工具中未发现一类工具,仅发现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雕刻器、端刮器,工具组合中刮削器占据绝对优势,刮削器中包括数量较少的凹缺器,其余器型发现较少,未发现石球。李汪涧遗址中的剥片和加工技术均以硬锤锤击法为主,砸击法辅之且较为少见,未发现软锤加工、间接或压制法;剥片技术仍以简单的石核剥片技术为主,但也有预制技术的应用。工具的毛坯以锤击石片、残片为主,块状毛坯也占有一定的比重;加工方向以正向为主,就基础面和工作面来讲,由平的基础面向凸的工作面加工为主;刃缘数量以单个为主;修疤以中小型居多,多呈连续性单层分布;加工长度和刃缘长度的比值,显示出古人类对单个刃缘的开发较为深入;工具的加工、修整较为简单,无定性,权宜工具较多,且倾向对单个刃缘的开发利用,对简单的加工技术运用熟练,但遗址中存在一定数量的潜在刃缘,未进行开发利用。第三,李汪涧遗址中发现数量较多的动物骨骼化石,初步鉴定的种属有狼属、牛属、马科、犀科,其中尤以马牙化石发现较多;马、牛两种动物属于中型偏大的动物,为当时古人类提供较好的肉食资源。李汪涧遗址中的动物骨骼化石保存部位以肢骨为主,肢骨长骨化石大都小于1/4,未发现带有两端关节部位的骨骼;骨骼化石大都为长骨破碎而成,其形态以尖状和舌状为主,反映出古人类可能进行过敲骨吸髓的行为。结合遗址中的碎骨、牙齿及骨制品、石制品等信息分析,李汪涧遗址中的古人类有一定的狩猎和处理食物的能力。此外,李汪涧遗址中存在部分人工打制的骨制品和具有使用痕迹的骨骼化石,说明古人类对骨骼化石的利用。第四,通过与泥河湾盆地内和北方地区相近时间段内相关遗址的对比分析,结果显示李汪涧遗址是以石片石器为主的石制品工业类型,属于北方地区典型的小石器工业传统。李汪涧遗址与泥河湾盆地内的石制品工业具有高度一致性,属于一脉相承,遗址中发现的初级预制技术体现出技术的进步性。李汪涧遗址的发现与研究为研究大同盆地旧石器时代中期向晚期过渡的文化面貌以及东西方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线索。此外,对大同盆地内的地质地理、地表岩性、地层堆积、地貌演变背景、环境背景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阐释。李汪涧遗址的光释光测年结果还未全部给出,部分样本的测年数据显示遗址的下文化层年代早于距今5万年,上文化层的年代不晚于距今3万年;碳十四测年数据显示遗址的年代为距今4.5万年（校正后）;李汪涧遗址处于旧石器时代中期晚段,其文化面貌是在继承我国旧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的文化基础上有所发展而成,其丰富的文化遗存将为我国旧石器时代中、晚期过渡阶段的人类活动提供新的研究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