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史记》是我国古代传记文学的典范之作,塑造了众多脍炙人口的历史人物形象,本文以《史记》齐人为研究对象。在此之前,《史记》人物群体研究多从性别、职业角度切入,从地域角度切入的研究较少。《史记》人物个案研究涉及齐人的研究论文数量较多,多是集中于一两个齐人的史实考辨或形象分析,缺乏综合视角。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史记》中的齐人进行整理统计、分类研究,力图分析出司马迁对其所书写的齐人的刻画与考量。论文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是基础宏观性的研究。第一章对《史记》中,齐地的历史变迁和疆域变化、齐人数量、齐人籍贯判定与描述方法进行统计分类,将齐人历史分为三个历史时期进行整体观照。第二章关注齐人群体特征。关于西周封建形成的各个文化区不同的地理环境、民风民俗、群体性格,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已有相关讨论。这种讨论说明他意识到了不同文化区人们群体性格的差异。在具体的齐人书写塑造中,司马迁也有意地凸显这一点。过去很多研究者困惑于司马迁对齐人传记书写的奇特倾向,如果从司马迁对齐人群体性格的关注与塑造角度理解,可以提供解决此问题的新思路。本文认为司马迁对齐人群体的关注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对智谋和功业的重视,在社会风气上的表现是对人才的重视,即尊贤尚功;在个人层面则是崇尚智谋、积极进取的价值取向。二是重视权变,即齐人总体上倾向于圆融变通,鲜少有胶柱鼓瑟的顽固不化之人。三是开放务实的倾向,齐地临海、工商业发达、政治民主,齐人的性格也受到这种开明自由氛围的影响,呈现兼容并包、阔达匿智的特点。论文第三章选取《史记》着重刻画的、具有典型性的齐人进行对比研究,将面临相似处境的齐人的选择与行为进行对比,探究司马迁叙写这些人物时的特殊用心。因为内容较多,分为上下两部分。在上半部分以管仲、晏婴,孟尝君、鲁仲连为例。比如管仲和晏婴,太史公将之同传。两人同是春秋齐国闻名遐迩的杰出政治家,管仲辅佐桓公称霸、晏婴讽谏一心为公,管鲍之交千古称颂、晏婴正直举贤荐能,一奢一俭,一霸一治,一盛一衰,是春秋贵族政治家的代表。相比于《左传》刻画的详细,《史记》对春秋时人的塑造更简省,同时在书写材料上又有新的增添和改写。这反映了两书著述体例和书写目的的差异,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司马迁对轶事的关注。不同于管晏二人同为流芳千古的先贤,后世对孟尝君和鲁仲连这两个战国后期齐人的评价一贬一褒。与同样记载两人事迹的《战国策》相比,《史记》的记载详略处置更合理,更便于塑造人物形象。田文与鲁仲连出身和地位一尊一卑、一贵一贫,而在思想境界上却是前者自私自利、后者大公无私;前者利欲熏心,后者视钱如粪土。史公在两人的传记中所用的手法与篇章结构一繁一简、对比鲜明;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二人迥异的情感倾向。对先秦两组齐人的对比研究即第三章的内容。第三章下半部分以四位齐地军事家、四位在汉朝中央政府任职的齐人官员的列传为例,剖析《史记》的情感态度、以人系史的写作特点。太史公为田穰苴、孙武、孙膑、田单四位先秦齐国军事家立传,反映齐地兵学的发达。在田穰苴和孙武的传记中着重强调军纪的重要性,在孙膑与田单的传记中则突出二人的智谋奇计。四人练兵作战的方式反映出从春秋到战国军事思想的变化,即从“堂堂之阵”到“出奇设伏”的转变。《刘敬叔孙通列传》和《平津侯主父列传》是司马迁为高祖、武帝两朝在中央政府任职的齐地政治家所写的两篇合传,以此四人为代表,反映西汉中前期齐人在西汉朝廷中所起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对比两篇列传,可以看到西汉政府内政外交各个方面政策的发展变化、汉高祖和汉武帝两朝政治生态的差异、司马迁对齐人“多诈”一面的批评;与《汉书》对四人的书写相比,司马迁的书写笔触更犀利、同时又饱含深情。最后,我们通过以上章节中对《史记》齐人群体的定量定性分析、历时共时分析,探讨了司马迁书写齐人的材料选择、谋篇布局和描写手法、褒贬态度。通过与其他文本的对比,考察《史记》对史料的增删、对齐人书写的侧重、对齐人心性品质的关注。越是深入,越是惊叹于《史记》一书的体大精深,司马迁对笔下的历史人物热情地赞扬其优点、毫不留情地揭露其缺点、悲天悯人地同情其失败或被迫害的命运,不愧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