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报告中已经明确提出,当前我国的国民经济已经由过去的高速增长阶段转变为高质量发展阶段。在当前新时代下,建设民航强国的本质必将是民航行业的高质量发展。因此,如何推动和最终实现民航行业的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民航主管当局——交通运输部下属的中国民用航空局(下称:民航局)高屋建瓴的顶层设计,更加需要行业内部各级单位和全体从业人员的合力推进。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我国民航业从无到有,近三十年来经历了一系列的改革和发展。每一次制度改革,均对行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启动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篇章。民航局在2016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深化民航改革工作的意见》的基础上,结合新的时代要求,已经逐步构建起的整体改革发展的架构。早在2015年,民航局决定在行业内开展监管模式的调整改革。在经历了两年多的试点、试用之后,于2017年提出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此后,民航局综合司、政策法规司、运输司等相关管理机关,密集调整和改进了多项监管措施。在《2018年民航法治局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情况》中,民航局再次重申简政放权、提升效能、真情服务,并且正式启动民航行业监管执法模式调整改革的全国推广工作,旨在优化监管模式,正式提出“新监管模式”,即:采用“行业自律”监管方式,倡导“诚信管理”,实施“精准监管”,指导企事业单位深入开展“法定自查”,并制定下发了详细方案和具体任务清单。本论文选取了在各个民航行业子行业中体量最大且与广大公众关系最密切的公共航空运输业作为研究对象。结合行业监管的概念理论,对当前颁行生效的法律、行政法规、民航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进行梳理,选取其中与公共航空运输业相关的“新监管模式”进行分析和研究。本论文主要运用了文献研究法、案例分析法、比较研究法等多种研究方法。首先,具体阐述了我国民航行业监管的制度演变和当前现状。其二,围绕行业监管相关问题,详细分析了制度的顶层设计和配套措施。其三,结合当前公共航空运输业的实际情况,分析了“新监管模式”落实的难点。其四,针对上述的问题,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研究发现,虽然民航局在行业监管的“新监管模式”制度建设和配套完善方面已取得一定成效,但考虑到这是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举措,在最终改革完成之前,仍有诸多问题不容忽视。以公共航空运输业为例:首先,基于监管主体和监管对象之间立场差异,看待改革的着眼点不同,难以真正形成改革的行动统一。其二,公共航空运输业大多为体量巨大的国有制(集团)企业,长期以来的历史沿革,政企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联系,改革意愿存在不足。其三,因沟通和交流不畅,容易陷入“形式化对标”的误区。其四,因薪酬待遇问题,公共航空运输企业的专业人才容易流失,导致改革措施的有效落实存在困难。为此,民航局作为监管主体和改革主导,仍需加强政策宣讲和沟通交流,在现有配套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调控引导和奖惩要求,大力倡行企业单位诚信、自律的重要意义,巩固现有成果,确保“新监管模式”的最终顺利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