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亢桓氏是汉晋间颇具影响的士族。东汉桓荣以一代经学大师的身份奠定了桓氏成为经学望族的基础；桓氏在东汉政治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曹魏时期，桓荣六世孙桓范，参与曹氏与司马氏集团的政治斗争，遭遇嘉平之祸，导致桓氏成为“刑家”而凋落。逃难子弟迁居江南，至桓荣九世孙桓彝，抓住两晋之际天下丧乱、皇权易手、政治格局调整的时机，积极投身东晋初创的政治、军事活动中，后参与平定王敦之叛，死于苏峻之乱，以性命之资有功于晋室，为桓氏子弟顺利入仕创造了条件，也由此开启了桓氏中兴之门。经过桓彝、桓温、桓玄等桓氏子弟的三代努力，桓氏继琅琊王氏、新野庾氏、太原王氏之后成为与司马氏等大族共同维持门阀政局的势族。但是，终因桓玄篡晋立楚之失败，桓氏再次衰落。侥幸逃难到北方的子弟再也未能重振桓氏。士族在发展过程中，往往通过联姻来保持门户和血统。桓氏由于在东晋并不为一流士族称许，东汉时两女俱乘龙的佳话已成为只能追忆的过去。所以，两晋之际桓氏既有与低等士族联姻的例子，同时又积极地通过联姻皇室、高门来抬高自己门户地位。其间虽有受王氏等家族蔑视的经历，但因姻亲间相互照应提携，并经过自身军政努力而跻身中央士族的行列。汉晋间，龙亢桓氏经历了由经学望族向玄学士族的转变。就家学而言，东汉时桓氏以经学传家，笃信儒学，以儒立身处世。曹魏时期，桓范敏感把握到时代文化风尚的转向，兼崇道、法等家思想，崇儒传统已有转变。两晋之际的桓彝顺应玄风，交游名士，推动桓氏家学转向玄儒兼综。以桓温为代表所提倡的玄谈不废事功的清谈风格，虽在当时不为刘恢等一流清谈家所推重，但对东晋一朝政治军事风气之转变、对东晋能够积聚更多注重事功的人才，以维护统治方面确实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在多元文化整合的情势下，桓氏子弟与高僧频繁来往，并可能崇信道教。伴随着汉晋间“文的自觉”，桓氏子弟具有不同程度的文学艺术修养。在宏大的历史画卷下考量桓氏子弟的文艺修养，我们可以发现魏晋新道家思想的勃兴与士人艺术精神之觉醒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给后世中国文人艺术所带来的重要影响。就家风而言，龙亢桓氏在三个方面有较为明显的转向。其一、从儒者之风转向名士风度。汉代桓氏作为经学世家，崇奉儒学，敦守儒行；而两晋桓氏子弟颇具名士风度。其二、从文质彬彬转向文武双修。汉代桓氏家族成员长于文学，精通经学；魏晋桓氏子弟文武兼备。其三、忠的观念的变化。汉代桓氏，以忠义闻名；曹魏时桓范因忠于曹氏集团而遇难；东晋时期，桓温欲加九锡、桓玄篡晋立楚表明桓氏逐渐背离尽忠之道、忠的观念渐趋淡薄。这三个方面既各有独具特色的内容，又相互交织。桓氏家风的变化是汉晋间文化变迁的结果。而桓氏于汉晋间两起两落的发展历程与其家学、家风有着潜在的互动关系。东晋时期的门阀政治格局下，士族与皇族一起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总体上，皇族与士族间始终处于斗争与妥协之中，各家族间关系错综复杂。就龙亢桓氏与琅琊王氏在政治态度、家学传统、家风三方面异同比较来看，桓王两家有着很大的相似。其不同也只见于一些具体细节上。这不是偶然的，当时宏大的时代背景，使得两家发展的历史产生了诸多的类似。但是，不难发现，龙亢桓氏终因桓玄之败而门户凋落，再也没能重振雄风。而琅琊王氏子弟在其“与时推迁”的务实灵活的门风引导下，一直延续到唐代仍有居于高位如王褒、王猛者。从家族延续的不同上来看，桓、王两家内在的气质，对其家族发展演变所产生的影响和造成的结果又是有着明显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