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学术界对“游西记”的整体性研究尚未展开，对清末国人如何面对“西洋宪政”的理解亦不清晰。因而本文以此为研究主题，力求通过对文本的分析、提炼和阐释，从法学的角度揭示清末国人理解“西洋宪政”的基本历程。这一问题有两层含义，一是理解问题，即国人以怎样的心态、怎样的方式来理解“西洋宪政”，这样理解的“西洋宪政”对清末中国有何实质性的影响;二是宪政方面，“西洋究政”是清末国人关注的重点，因为它能解决清政府的正当性危机，那他们对宪政的正当性有何认识，对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有何看法。　　在落后即被挨打的清末，国人对“落后”的认识实际上有一个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当中，我们对“西洋宪政”的认识逐渐深入，这意味着落后作为一个客观事实在不断地刺激着清末国人。拯救民族、国家于危难之间，为中华之崛起而思考，救亡图存是这一时代的主题，寻求富国强兵的良方是整个民族的心声。这里的逻辑是“落后-挨打-救亡-求富强”，它始终阴魂不散的盘旋于清末国人的心头。因而，这样的语境对国人理解“西洋宪政”必然有所制约，那这种制约与理解的机制又是在怎样运行，尤其是在“游西记”这一特殊的载体中？　　我们知道，国人亲历西洋的体悟比之阅读西人在华著述、国人在华编译西著有更深切的理解，而“游西记”正是国人亲历西洋的载体。研究“游西记”以查明国人理解“西洋宪政”的情况，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关注。首先，这一载体并非国人对“西洋宪政”的系统解读，更多是“游西记”零散记录了某些观点。其次，国人亲历西洋，自觉或不自觉的带着某种“求富强”的心态，亦足在重构国家正当性的新话语体系。再次，国人解读“西洋宪政”，是在进行中外文明之间的交流，即在自我与他者之间进行对比、思考、抉择基础上的意义联结，这种联结的方式可以“行游”理论解释。　　以“行游”理论解读清末“游西记”，我们发现，国人对“西洋宪政”的理解经历了三个阶段，1800-1866年为第一个阶段。在此期间，天朝上国的小民冒险西洋，对宪政不过匆匆一瞥，似乎并未意识到它的特殊价值，但“西洋宪政”毕竟进入了他们的视线。这表明，“西洋宪政”的特殊之处诱发了国人的兴趣，进而表现在国人的潜意识中;“西洋宪政”关于政府正当性的特别论证方式有征服国人的潜能。然而，此间的“游西记”作者只是普普通通的底层“士大夫”，他们还没有龚自珍、魏源等人的时代敏感与警觉，在面对“西洋宪政”时，更多的是在旁观。“旁观”是一种心态，在旁边慢慢观看，一种轻松加愉悦的猎奇，没有紧迫感、使命感与探索精神。　　1866-1900年为第二个阶段。这一时期的“游西记”作者大多是科举出身的传统士大夫，他们身着官服，吃着朝廷俸禄，代表清政府在西洋世界为国家的前途与命运在奔波。与此同时，作为有着“治国平天下”抱负的儒家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已经意识到传统政府正当性岌岌可危，急需新的论证方式提供正当性支持。他们注意到西洋各种不同的宪政模式均能为政府提供正当性论证。宪政在此时进入他们的视野，他们在中国传统、西方不同宪政模式之间来回穿梭，对比、思考并有所抉择，在各自选定的宪政模式与中国传统之间构建意义联结，以为清政府提供正当性论证的新话语体系。应当讲，他们是中国认识“西洋宪政”的探索者。所谓“探索”，表明这些士大夫以其使命感在西方奔波，探索富国强兵之方:同时表明他们对比、思考、抉择的时间、空间还算充足。从探索心态与精神上看，此时的士大夫可以说是“西洋宪政”的中国早期研究者。　　1901-1911年为第三个阶段。此时，八国联军侵华扫尽了大清皇室最后的脸面，同时激发了国人对宪政的期望;日俄战争固然是中华屈辱的一个缩影，但却让国人对宪政的渴望更为急迫。宪政，在此时成了救亡图存的唯一良方。在这样的背景下，行游西方的清末国人对“西洋宪政”的追求目的明确。他们迫不及待的追寻“西洋宪政”的国家安排，尤其是部门设置，在囫囵吞枣中解读。此时，他们是“西洋宪政”的“学习者”。“学习”意味着他们对“西洋宪政”知识的了解渴望，渴望到没有多余的时间在其中寻求中外文明之间的对比、思考与抉择。在此意义上，他们的心态已经不同于上一阶段。换言之，这些士大夫大都各自在心底选定了西洋宪政的模式，此时到西方学习不过是寻求对宪政模式的进一步认知与确认。　　应当讲，“游西记”介绍“西洋宪政”，对当时“宪政”思想以及政局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即行游西洋的经历影响了游西记作者宪政观念的形成，他们的这种宪政观念又影响了晚清宪政思想的发展;与此同时，五大臣宪政考察推动了晚清预备立宪的进程，其他游西记作者亦在此进程中有不同程度的贡献。此外，“游西记”亦在观念与制度方面推进了的中国现代化进程。　　从总体上看，以“行游”理论解读清末“游西记”，我们需要关注以下问题。首先，“游西记”作者行游西洋是否带着目的，带着什么目的，这是研究游西记所必须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其次，“游西记”作者各有不同立场，其文化立场是否会影响他们对“西洋宪政”的理解？复次，“游西记”对“西洋宪政”的认知到底是怎样的，本文必须有一个最后的交代。最后，以“行游”理论审视“游西记”，则必须回答其理论所涉及的文化认证问题。简单讲，不断地战败使国人逐渐意识到中国正处于“大变局”时代，为应对这一变局我们需要了解外国，这促使国人走向世界。当然，持改良立场的士人在认识“西方宪政”图景方面远超越于持保守立场的士人。无论是官身抑或私人，传统士人在认识“西方宪政”时均有传统文化的视域，不可避免的从中国文化出发审视这一政制现象。总体而言，不涉官场的士人在认识“西方宪政”图景时，比之官员更为深刻。正是在此情况下，来自西方的宪政观念与制度逐渐在国人笔下、心中生成。不可否认，这一生成仍很稚嫩。在这一过程中，游西记作者逐渐形成了他们对于中西宪政文化的认证结果。张德彝在不断接触西洋宪政的过程中，对圣人之道优先性立场的捍卫是艰辛的，因为他始终坚持中国伦理之道的优越性，对西洋技术表示赞赏，对中西政制则认为各有本末，这就需要他为中国政制及其思想做彻底的辩护。而其他游西记作者则对西洋宪政的文化认证有五种结果。一是强调中国文化的优先地位，以此解释或批判西洋;二是强调西学中源，不必学习西洋;三是强调西学中源，主张学习西洋;四是主张返古以救时，即强调西学中源，主张借西洋而解经典;五是西洋文化是独立于中国的另一种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