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自觉,作为一个文学理论命题,在理解上相关于“文学的自觉”与“文学自觉的时代”两个层面。前者是通过对相关文学概念的理解,对自觉所作的一些具体指标的界定;后者则是通过对相关文学现象的梳理,从文学史的角度对自觉所作的具体时代的划分,两者分属于文学理论与文学史理论两个领域。从文学理论的角度理解文学自觉,就涉及到对相关概念——“文学”、“文学性”的理解;从文学史的角度理解文学自觉,实际是在文学自觉的时代层面上对文学发展的历史所作的一种宏观把握。在文学理论层面上,理解并界定文学自觉命题,就是从一定的文学观出发,对文学自觉的具体指标作出的界定。以日本学者铃木虎雄首倡的“魏的时代”说为代表,其对文学自觉的理解就是从“纯文学观”出发,以诗歌理论在“魏的时代”得到了较大发展为标志而展开论述的。铃木虎雄以后,在中国,鲁迅首先提出了文学自觉的命题。其对文学自觉的论述一方面是“不寓教训”的文学观,另一方面他又从文人主体的存在状态出发,以药与酒作为文人生命中的两个独特现象,从主体心理的角度对文学自觉做出了更深层次的论述。在这一点上,对鲁迅有所继承发展的是五、六十年代王瑶《中古文学史论》中的相关论述和八十年代李泽厚的“人的觉醒”说。王瑶对中古文学的论述一方面是从社会政治背景的分析入手,追寻魏晋文学风貌得以形成的外部原因;另一方面其遵循鲁迅的方法,以魏晋士人心态作为研究魏晋文学的一个切入点,做了较之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更为详尽的分析与挖掘。继而,李泽厚又以“人的觉醒”作为“文的自觉”的根本原因,这是从士人主体心理方面寻找文学自觉原因的更为深刻细致的论述。以人为主体,从主体论的角度而非单纯的政治意识形态价值观去解读文学,这标志着文学研究多元化视野的形成。对文学的理解要建构一种多元化的视角,在此基础上,对文学自觉的相关指标的界定也理应是综合的。铃木虎雄以诗歌理论的极大发展为标准;鲁迅则一方面提出了“不寓教训”的纯文学观,另一方面又从药与酒的角度论述了士人主体与文学创作的关系;之后的王瑶、李泽厚亦在文人主体的方面对文学自觉做了更深层次的论述。综其以上,文学的自觉是存在于诗歌理论、文学观及创作主体等多个层面的,魏晋文学也正是在多个层面的整体性文学活动中给后人研究留下了无尽的阐释空间。在文学史理论的层面上,受各个时期不同文学史观的影响,文学自觉命题也不断更新着自身的理论内涵。作为一种文学史写作框架,以“自觉的文学”解说魏晋文学,是对魏晋时期的历史突变所激发出来的艺术审美思潮的一个形象反映;同时,把魏晋时期定位为文学自觉的时代,一方面是对文学本体审美属性的充分肯定,另一方面也是对文学史自身发展规律的一种宏观把握。由此说来,“魏晋文学自觉”说无论在对文学概念的理解上,还是在对文学史写作的阐释意义上,都是有其理论的张力价值的。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作为一种文学史写作框架,“魏晋文学自觉”说也存在着自身的理论局限性。通过对此命题的前提批判可以看出,“魏晋文学自觉”说的提出及其在中国的接受和发展是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的,文学自觉命题在不同时期受不同历史观和文学观的影响也被阐释为不同的含义,以“自觉”为旨归的文学史观在描述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发展时必然要对文学现象、文学史料有所取舍,而这是有悖于文学史写作的客观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