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末,“新历史小说”的创作在中国文坛上成为了一个热点。这些小说作家以转型后的先锋作家和致力于拓展题材的新写实小说家为主。此派创作因其对传统历史的重新叙说和新鲜的叙事视角,而区别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历史小说。其创作的最大特征是不再把自己的小说作为演绎主流意识形态的工具,而是从各个角度对无人问津的往事做出种种设想,表现出极强地解构历史的愿望。他们用现代哲学思想,来重新认识历史,审视历史。我们称这种新的思想方法为“新历史主义”,体现新思想的作品为“新历史小说”。新历史小说的代表作品有:莫言的“红高粱系列”、《檀香刑》;苏童的“枫杨树系列”、《妻妾成群》、《红粉》、《我的帝王生涯》;格非的《人面桃花》、《迷舟》、《风琴》、《褐色鸟群》;李锐的《银城故事》、《旧址》;李洱的《花腔》;余华的《鲜血梅花》;叶兆言的“夜泊秦淮系列”和《枣树的故事》等等。其中莫言的《檀香刑》,苏童的《妻妾成群》,格非的《人面桃花》,李锐的《银城故事》,李洱的《花腔》,余华的《鲜血梅花》,叶兆言的“夜泊秦淮系列”是笔者的主要论述对象。这些文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把故事安排在了中国近代历史这样的大背景下。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以轰轰烈烈的近代历史为依托,洞察人的内心,让人物的潜在欲望、命运际遇、人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在各种幽暗的环境中尽情地施展出来,从而凸现所谓的正史并非是一个有序的、理性的、人性的历史。透过文本,我们将会看到一种新的历史画面,在此种意义上,“新历史小说”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历史的方法和途径。新历史小说在叙事策略上采取边缘化的叙事立场,突破了历史小说在历史观上的局限性。传统的革命历史小说所信奉的是历史的必然规律论,他们较重视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必然性因素,对历史的偶然性及非理性因素重视不够。新历史小说家注意到了历史的复杂性与丰富性,以其独到的历史眼光,对既成历史做出了独特的阐释,这是新历史小说能打动人的最重要的原因。新历史小说以全新的历史观介入历史,给小说的创作提供了更大的阐释空间。作为一种强劲的创作思潮,给当代文坛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