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消费一直受到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如今,在新冠疫情和国际形势都日益复杂化的双重压力下,发展消费新模式,推进消费升级,更是我国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举措。另一方面,为应对近年来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和生育率持续低迷,我国生育政策也在逐渐变化,2016年实施的“全面二孩”政策无疑是我国生育政策史上的重大转折。该项政策的实施,不仅为解决我国劳动力短缺问题做出长期战略,更对万千家庭的家庭结构产生冲击。而家庭作为社会初级群体、消费单位,既是政策落实的核心支撑,也是家庭成员组成消费共同体的关系纽带。那么,“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带来的家庭生育行为转变将会对居民家庭消费产生怎样的影响?因此,本文将系统把握政策改变对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效应及影响机制,深入探讨不同家庭类型下的消费行为差异,探索持续有效提升生育水平、释放居民消费、促进消费升级的途径与方法,这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以量质权衡、成本—效用、预防性储蓄等生育和消费理论为基础,从生育政策调整的视角切入,采用CFPS 2012-2018年四期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首先建立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全面二孩”政策对家庭消费的作用效应;其次,构建中介模型探究“全面二孩”政策对家庭消费的影响路径;再次,在双重差分模型基础上加入交乘项二孩生育行为,进一步检验“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生育二孩的家庭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变动;最后分样本回归,就不同家庭类型下的消费差异进行异质性分析。实证结果表明:（1）“全面二孩”政策对家庭消费总体水平产生负向影响但不显著,仅对享受型消费产生明显的挤出效应;对家庭二孩生育行为的影响显著为正,经过平行性趋势和安慰剂检验结果依旧稳健,说明“全面二孩”政策对于家庭生育二孩起到了一定的政策效果。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全面二孩”政策实施通过生育行为的改变而影响家庭消费。（2）进一步检验政策实施后二孩生育家庭消费变动,发现生育二孩的处理组家庭相较于没生二孩的其他家庭,对家庭消费水平的影响显著为负;对生存型消费的促进作用不显著;对发展型消费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对享受型消费产生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证明了生育二孩带来的家庭子女数量增加不利于家庭消费水平的提升和消费结构的升级。（3）将样本划分为中高收入和中低收入家庭分别回归,对于中高收入的家庭来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二孩生育行为对家庭消费需求具有正向影响,但并不显著,对中低收入家庭的总支出和享受型消费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将样本划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家庭分别回归,对于在体制内工作的家庭来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二孩生育行为对家庭消费没有产生显著性影响,但对在体制外工作的家庭的总支出和享受型消费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将样本划分为有房和无房家庭分别回归,“全面二孩”政策下二孩生育行为对无房产家庭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升级具有负向影响,但影响并不显著,而对于有房产家庭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进一步在控制变量中加入“购房贷款负担”,发现“全面二孩”政策下二孩生育家庭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升级的抑制效应进一步扩大,家庭的房贷压力越大,家庭消费需求越低。结合我国生育水平和居民家庭消费现状以及实证结果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建议:（1）在逐渐全面放宽计划生育的同时,加快构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以缓解家庭的生育压力,鼓励居民将生育意愿转化为生育行为。（2）区分和引导不同收入水平的消费者,促进不同层次居民更有针对性的消费,满足差异化消费需求,释放居民消费潜力,促进消费结构升级。（3）加大对房地产行业调控力度,强调住房的居住属性,遏制房价的上涨,同时大力发展房地产租赁市场,增加社会保障性住房的供给,改善低收入居民居住条件,减轻家庭住房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