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创作中颇令人注意的一个现象,是不断呈现出来的丰富变化。学界以往的研究对此有过不少阐释,但主要集中在80、90年代之交,即余华告别先锋时期的“残酷书写”,转而写出了《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充满“温情”的作品的这个阶段,缺乏对他整个创作过程的关照,显得不够全面和系统。本文的写作目的,就是在全面梳理余华到目前为止的所有创作的基础上,以“现实”作为关键词贯通他的整个创作历程,来解释这些变化背后的心理机制及外部缘由。本文认为,对“现实”的关注一直贯穿了余华迄今为止的整个创作历程,而这个“现实”,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具体的、实在的事物,而是一种经过主体加工后的“主观化现实”,是对日常生活的升华和提纯。早期的“学徒”生涯中,余华在两种因素引导下写作:一是当时文学潮流的影响,二是自身对外在世界的不安与不信任感,前者显,后者隐,但从余华后来的写作发展来看,后者却是他最独特的气质。从整个现代性认识装置中看来,余华早期作品中流露出的这种对异己性世界的不安与隐忧,实际上是现代人的普遍生存经验。因此,余华的先锋写作并不是一般论断所认为的那样是受以卡夫卡等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派的影响,事实正好相反,余华先是作为个体感受到世界的“丑恶”,随后在接受卡夫卡等西方作品时获得共鸣,由此反过来强化这种生存体验,同时,西方现代文学还为余华提供了一种更易于表达这种生存体验的书写方式,即余华所说的“虚伪的形式”,从而使余华开始了先锋时期的犀利写作。先锋写作时期,余华以“虚伪的形式”书写“主观化的现实”,从而揭示个体在世的生存困境,并在八十年代的“再启蒙”浪潮中秉承着知识分子写作立场,对“丑恶世界”选择不妥协的立场,书写个人对世界的激烈对抗,这个过程中由于个体的渺小与无力只能在强大“丑恶世界”面前不断死去,从而使作为创作主体的余华陷入精神困境。随着消费时代的到来,启蒙浪潮消歇,余华开始放弃以“主观化现实”来言说世界的方式,取而代之的,是正视活生生的普通人的生存现实,站在普通人的立场来书写现实生存经验,并肯定了普通人在苦难中顽强生存下去的合理性,从而使得个体在现实中得以复活。新世纪以来的创作则体现出余华在“文学性”和“现实性”之间不断寻求平衡的努力。本文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余华早期创作中在当时文学主潮引领下对日常现实生活的书写,并发掘其中蕴含着的关注个体生存困境的独特气质,而先锋写作是将这种“个体关注”走向极致的体现。第二部分从余华转型之后的创作探讨他如何在回归现实中复活个体,从而走向精神救赎。第三部分则讨论余华新世纪以来的创作,讨论余华这些书写中国现实的作品中如何努力平衡文学性和现实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