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1899—1900年高密民众抗德阻路运动的个案研究,展示在殖民势力与传统皇权的双重约束下,社会结构中不同群体的心态与反应。重点考察导致农民反抗的原因及反抗的方式,以及在加入了帝国主义因素的新格局中传统官—民关系、民—洋关系及官—洋关系是如何互动的。文章主旨基于以下认识：1、农民的心态及行为以个体利益为核心,遵循“因利而合,因利而分”的原则；2、利益共同体的组织原则以地缘关系为主,血缘关系为辅(见第二章)；3、利益冲突是可以协调的行为,农民的行为是“防卫性”和“复原性”的,且具有强烈的“规则意识”,其动机在于维护公正、互惠等有关生存规则的道德涵义。本文以历史人类学的视角与方法考察社会底层民众的心态与行为方式,选取几个代表性村庄,对参加阻路运动的农民进行阶层分析,既分析集体行动的特点又充分关注农民首领的个人动机与性格特点,在史料选择上对口述史料也进行了充分利用和分析。德国修筑胶济铁路引发了沿路高密民众的激烈抵抗,底层民众为维护自身利益而组织起来武装阻路,绅士阶层则采用和平请愿的方式表达意见,在这一过程中,官民关系、绅民关系及官绅关系都得到了充分展现。武装阻路的民众以阻止修筑铁路为目标,打出“决不抗官”的旗号,表明其性质并非叛乱而是遵循“规则意识”的维权行为,负有护路责任的中国官府对此只有消极防御、积极劝导,并着力解决农民提出的要求(见第五章)。当阻路运动愈演愈烈时,官府对农民首领进行“匪化”,采取“惩治首恶,解散胁从”的手段瓦解农民队伍,而民众也以贪污地价为由对官员进行“污名化”宣扬。最终官方采取积极的正面措施逐步缓和了各种矛盾,而官民关系也经历了典范—失范—再生产的过程(见第七章)。绅士阶层的两重性也因利益需求而体现出来,与官方本属合作关系的绅士因为与民众有着一致的利益要求转而与官府对立,用和平请愿和暗中支持的方式进行抗议(见第六章)。民众与德国殖民者的民—洋关系体现为民众对“他者”——铁路与洋人等外来事物的理解(见第三章)及阻路过程中双方的互动。互动表现为两种文明、两种思维的冲突,一方用传统的自卫方式——圩墙加土炮——进行抵抗,一方则竭力摧毁这种古老的防御手段。如果说中国农民对铁路公司的窝棚进行不屈不挠地破坏是现实性大于象征性,那么德国人对高密书院的焚毁就是对中国文化符号的象征性羞辱,而后期围绕“圩墙”的战斗则是力图摧毁村民们的安全屏障和精神堡垒(见第四章、第八章)。对这次事件的分析可以引出以下理论思考：1、结构与历史的关系。早期社会人类学对于结构与历史关系的不平衡划分近来逐渐被重新认识,人们普遍认为,所有的历史都是根基于结构之中,结构只有通过历史事件才能显现出来。就本文来讲,只有在历史事件中才能检验社会结构的稳定程度,西方的冲击导致了中国社会的大转型,洋人及铁路对闭塞、保守的华北农村冲击巨大,社会结构中的两重性因素被激活：官府——既要遵约护路,又要安抚民众；阻路民众——既是合理的,又是违法的；绅士——既与官府共治地方,又为自身利益与官府对立；“二鬼子”——既是中国人,又被归为异类……就连高密的位置也是处在胶澳租借地“百里环界”内的缓冲中立区,从这个意义上讲,阻路运动可以说是“阈限”之地的“阈限”行动,它的理论价值在于揭示了结构与历史(或稳定与变迁、文化与历史)的互相依存、互相影响：偶然事件激活了社会结构,结构的波动又加剧了社会的动荡。2、关于“并接结构”的适用性。为了解释事件与结构的关系,萨林斯提出了“并接结构”的概念,周锡瑞在关于义和团起源的研究中将连接事件与结构的桥梁归结为鲁西农民的民间文化,认为“正是义和团利用了农民降神附体习惯和民间戏剧传统,才使他们动员起农民为反对外国宗教而斗争。”(周锡瑞1995,P314)但高密阻路运动(除后期有义和团的参与外)明显缺乏这种“桥梁”,农民的阻路队伍因共同利益而组织起来,以地缘和血缘纽带为原则,与萨林斯笔下的库克之死与赫克起义相比,高密阻路运动具有极强的现实性,这一特点使其不含有任何宗教因素。这是对危机的一种最本能、最“原生态”的反应,所谓“中国式抵抗”即取意于此。3、“规则意识”与“权利意识”。裴宜理认为中国从古代到现代的民众抗议活动都遵循一个规则,即抗议者非常关注国家放出来的信号,他们尽力按照国家的规则来进行。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农民运动而言,造反往往跟生存意识相关联,权利意识则往往引发各种规模不等的利益冲突,高密农民反抗德国殖民者的行为即属于后者。裴宜理认为中国式的“权利”观念不同于西方的“天赋人权”,是一种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观念,两千年来,中国的政治思想、政策和抗议运动都把获得社会经济保障置于中心位置。农民有一套应对贫穷和困境的传统机制,如用简朴的生活方式来适应贫穷,以互惠、宗族和加入会社来应对困境,这种生存状态尤其重视社会公平,但德国人的进入既威胁到了农民的生存权利(在农民自己看来),又打破了传统的社会平衡,抵抗自然不可避免。4、关于“历史合力论”。高密阻路运动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多种力量共同创造历史的范本：农民、洋人、官府三种力量相纠合,由冲突而互动,最终在妥协与镇压中归于平息。更加有意义的是,力量的主体是向来被忽略的底层民众。总之,高密抗德运动的研究价值在于,它清晰地展现了农民表达利益要求的全过程,可以观察到农民为什么反抗,怎样反抗,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农民和西方殖民势力的互动关系及其背后的文化逻辑,从这个角度讲,本个案研究对于认识转型期中的中国社会状态,具有一定的解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