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和贸易的全球化发展,我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简称FDI)和入境商务旅游(简称IBT)均不断增长。在二者均不断增长且对我国经济发挥着重要作用的背景下,研究二者的关系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研究以FDI和旅游需求相关理论为基础,将FDI与IBT分别视为“资金流”和“人流”的关系,沿着“过程-格局-机制”实证分析我国东部FDI与IBT二者的互动关系。在理论上,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能拓宽并丰富FDI与旅游的研究视野,能更全面地解释东部FDI与IBT的互动关系问题;在实践上,本研究能为政府更好地吸引FDI、发展IBT及二者的良性互动提供一定的决策和参考。本研究以FDI和IBT的相关研究为基础,综合运用旅游地理学、计量经济学、管理学、统计学等多学科理论和知识,以FDI和IBT为研究对象,选取我国东部11个省区作为研究区域,在收集1995-2014年我国东部FDI和IBT时间序列和空间面板数据的基础上,借助Excel,SPSS,Eviews,Arcgis,Geoda,Matlab等统计分析软件,应用文献分析法、定性定量结合法、时间序列分析法、GIS空间统计分析法、改进的灰色关联模型、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等多种研究方法,在证实FDI与IBT的互动关系的基础上,从时空视角分析二者的互动过程和互动格局,并进一步分析二者的互动机制。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在分析FDI和IBT的概念内涵的基础上梳理相关的理论基础和国内外研究进展;实证分析我国东部FDI和IBT的互动关系;在测度1995-2014年我国东部11省区FDI与IBT互动水平的基础上分析二者的互动过程;并利用二者互动水平的数据探讨东部FDI和IBT的互动格局及时空演变;在判定影响东部FDI与IBT互动关系影响因子的基础上讨论二者的互动机制;提出东部FDI与IBT良性互动发展的政策建议。本研究形成了如下结论:(1)我国东部地区FDI和IBT存在互动关系。推拉方程表明,我国东部FDI和IBT之间的推拉关系显著。进一步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对东部11个省区FDI与IBT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检验和辨识发现,我国东部11个省区FDI与IBT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和短期的动态调整关系;在二期滞后的情况下,东部11省区FDI与IBT之间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但二者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又存在一定的地区差异性。(2)我国东部11省区FDI和IBT的互动关系正逐步减弱。互动水平测度表明,东部FDI与IBT的互动水平较高,整体呈“波浪状”变化发展态势,并具有一定的下降趋势。但二者互动关系的变化过程也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在外企数量与IBT的互动关系方面,北京、天津、辽宁、江苏、浙江和海南五省区经历了“先弱后强”的历时性演变,河北、上海、山东和广东四省区经历了“不断减弱”的演变,福建经历了“先强后弱”的变化;在外企投资与IBT的互动关系方面,北京、浙江和福建三省区的互动关系在“不断增强”,山东经历了“先弱后强”的历时性演变,天津、辽宁、河北、广东和海南五省区经历了“不断减弱”的演变,辽宁、江苏经历了“先强后弱”的变化。(3)我国东部地区FDI和IBT的互动关系存在空间差异性。①东部FDI与IBT互动关系的空间分异格局明显。利用Arcgis最佳自然断裂法可以将二者之间的互动水平划分为高、中、低3个等级;广东、上海和北京是“高地”,山东和河北是“低地”,二者的互动关系出现了明显的极化现象。②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表明,东部FDI和IBT的互动关系在空间上具有空间依赖关系。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表明,二者的互动关系在空间上有三种集聚模式。③进一步的时空演变格局分析表明,东部FDI与IBT的高、中和低互动类型均变化较大,二者的互动水平在空间上呈先缩小后扩大的变化形态,二者的互动关系具有一定的空间互动效应。④三阶段东部FDI与IBT互动格局对比分析表明,三大类型的变化幅度呈中>低>高的发展态势,二者互动关系的空间互动效应在“小区”内显著,在“小区”间不显著。其中,东部外企数量与IBT的互动关系在河北—北京、河北—天津之间存在空间互动传递,东部外企投资与IBT的互动关系在北京—河北、浙江—江苏、浙江—福建之间存在空间互动传递。⑤进一步总结出东部FDI与IBT的互动格局具有如下特征:空间格局分异明显;地区经济差异是二者互动格局形成的关键因素;二者的互动关系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但这种溢出效应又具有一定的地区封闭性;二者的互动关系及其空间溢出均出现了极化效应。(4)我国东部地区FDI和IBT的互动机制关系模型显著。①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分析表明,东部11省区的市场规模、对外开放度、交通区位、科技发展水平、政府行为、基础设施等6大因子对FDI与IBT的互动关系均有正向影响。②进一步利用SLM的地区固定效应模型分别对四大区外企数量和IBT的互动水平、外企投资和IBT的互动水平进行的分析表明,四大区各自所受影响因素不同,但市场规模对各区的作用力均排第一。③进一步对比6大因子的系数大小可见,市场规模、对外开放度和交通区位是影响东部FDI和IBT互动的3大关键因子;政府行为、科技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是影响东部FDI和IBT互动的3大重要因子。④东部FDI和IBT的互动机制分析表明,经济条件是二者互动关系形成的基础,对外开放是手段,交通区位是天然优势,政府政策具有引导作用,科技发展水平具有一定的限制与倒逼作用,基础设施在其中发挥着支撑作用。东部FDI与IBT互动关系的演变机制分析表明,市场规模、对外开放度等因子的作用力在降低;经济基础是东部FDI与IBT互动关系演变的基石;交通一体化、经贸联动使得东部FDI与IBT互动关系形成了空间溢出。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1)分别将FDI与IBT视为“资金流”和“人流”的关系,将二者置于同一框架中探析二者的关系问题。本研究从旅游与贸易关系研究的相关文献得到启发,将FDI与IBT分别视为“资金流”和“人流”的关系,弥补了以往极少有将二者置于同一框架下研究二者关系的缺陷,是对旅游与贸易关系研究的一种拓展,对于FDI和旅游关系的研究也是一种有益探索。(2)从时空视角探讨FDI与IBT的互动关系,在研究视角上弥补了已有相关研究缺乏时空维度、无法探索全局的缺陷。前人在研究FDI与旅游的关系时大多数只选取时间序列数据从经济学视角进行的分析,缺乏空间维度,其理论发现意义大于其实践意义。本研究在探讨二者的互动关系时考虑了其中存在的空间依赖关系,避免了主流经济学研究中缺乏空间维度的缺陷。(3)沿着“过程-格局-机制”的思路探讨FDI与IBT的互动关系,弥补了已有研究中缺乏实践指导意义的缺陷。前人在研究FDI与旅游的关系时大多从经济学视角进行的验证性分析,缺乏实践指导意义。本研究沿着“过程-格局-机制”的思路探讨东部FDI与IBT的互动关系,目的在于解决“东部FDI与IBT互动关系提升”这一实际问题,弥补了已有相关研究缺乏实践指导意义的缺陷。本研究的局限主要表现在:(1)受IBT数据搜集条件的限制,本研究选用的IBT的比例数据可能低估了实际IBT的规模。(2)选择东部11省区作为研究区域,未来的研究还可选择省会城市或大城市的数据给予多方验证。(3)空间面板数据模型无法细化分析6大因子对东部每个省区FDI与IBT互动关系的作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