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母子公司经营环境的多样化、内部结构的复杂化以及各个子公司的差异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母子公司更多地被视作一种特殊的组织间网络。子公司日益成为整个母子公司网络化组织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然而，这方面理论多数以发达国家的企业经验和素材为基础，对我国母子公司构架下的子公司网络化成长实践中所出现的一些新现象、新问题缺乏解释力和指导力。联系我国母子公司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主体作用和子公司战略贡献性的实际，针对我国企业网络化成长快速发展的实践现象，探寻子公司网络化成长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此背景下，本研究以社会经济网络理论、企业成长理论为基础，借鉴跨国公司子公司相关理论研究，对我国母子公司构架下的子公司网络化成长机制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由于子公司是在由内部顾客、供应商和其它子公司构成的内部环境以及由外部顾客、供应商和竞争者构成的外部环境共同组成的复杂竞争环境下谋求生存与发展，对于子公司而言没有理由能够排他性的只在其中一种网络中运行。每一种网络环境对于企业而言都代表着一系列的机会和威胁。同时，作为子公司自身成长选择过程中的关键人力资源——高层管理者，其个人也拥有一定的网络联结关系，这种关系对于企业成长而言，也可能是一种机会或威胁。鉴于此，本研究的核心就在于由内部网络、外部网络以及网络交互构成的子公司复杂网络结构及其对子公司成长的影响。它可以进一步分解为三个关键性问题：子公司复杂网络结构是否影响我国母子公司构架下子公司的成长?如果产生影响作用，其影响机制是什么(即，这种影响是直接产生还是通过某个中介变量而产生作用效果)?管理者个人联结关系对复杂网络结构下子公司成长的影响作用又将如何?本研究以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上述问题进行较系统地分析。论文的主要创新工作如下：(1)在子公司网络分类的基础上，构建了内部网络、外部网络、网络交互与子公司成长的关系模型，并利用经验数据检验了我国母子公司构架下的子公司复杂网络结构特征对子公司成长的影响。尽管学者普遍认为子公司是唯一需要同时面对内部网络和外部网络的特殊企业。但是，当前文献很少同时涉及多个网络，而以内部网络或外部网络的独立性研究居多。Forsgren等学者(1997)虽然提出跨国公司内部、外部网络之间存在着“网络渗透”现象，Ghoshal & Bartlett(1990)、Biemans(1991)在研究中也强调网络功效的发挥需要内外部两种界面的相互支持性，但这些研究多局限于理论分析，而缺少充分的实证支持。本研究的进步之处在于不仅将内部网络和外部网络同时纳入子公司成长的理论分析框架之中，而且探讨了内部、外部网络的相互支持性，并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了子公司复杂网络结构影响子公司成长的基本结论。在网络交互性研究中，本文从内部、外部两种不同网络分析层面和同一网络层面的不同网络特征(网络中心性、网络关系强度)两个方面提出了网络交互的四种不同组合形式：内部网络中心性与外部网络中心性的交互、内部网络关系强度与外部网络关系强度的交互、内部网络中心性与内部网络关系强度的交互、外部网络中心性与外部网络关系强度的交互，并以实证研究方法分别验证了四种交互形式与子公司成长之间的关系。本研究以不同的成长指标(定量和定性)进行检验分析，结果发现，两种成长指标所得基本一致性结果，即内部网络、外部网络以及网络交互对子公司成长具有显著的支持作用。这一结论不仅与Biemans(1991)所强调的有关组织有效的外部合作需要拥有功能良好的内部界面支持的理论观点取得一致，而且对我国母子公司构架下子公司成长需要均衡发展内外部网络之观点提供了论据。(2)拓展了网络能力的概念，提出“网络特征-网络能力-子公司成长”的理论框架，并且，网络能力作为网络特征对子公司成长产生影响的中介作用，获得了本研究的实证支持。从既有的国内外文献看，网络能力的概念多数指关系的组合能力，具有较大的局限性。本文根据既有文献研究，结合子公司成长特殊性，从战略定位、过程执行、结点资质、创新聚合四个方面对网络能力概念及其构成进行重新界定。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一概念及构成是战略理论、资源基础理论、网络理论的整合性应用，是对竞争性的动态环境的基本把握。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以网络能力为中介变量的子公司网络化成长机制理论分析模型，并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了网络能力对网络特征、网络特征的交互变量与子公司成长之间关系产生中介效果的研究结论，从而揭示了子公司是借由它与内外部网络环境的互动过程中共同开发的网络能力，创造了更多的竞争优势，进而实现成长的内在机制。同时，本研究还证明了一点：尽管内部网络和外部网络在子公司创造竞争优势过程中的作用不同，但是，在创造竞争优势的机制上，都是借由网络能力的中介效果而起作用的。值得强调的是，网络能力中介效果的分析结论不仅阐明了复杂网络结构特征影响子公司成长的作用机制，更主要的是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网络关系理论的可操作性。如果企业网络研究中缺少对网络能力及其构成的解释，以及如何培养网络能力研究的相关内容，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网络理论缺少可操作性，会影响企业在网络中的定位或发展网络战略。因此，这方面的一个重要管理启示是我国母子公司构架下的子公司成长与发展过程中必须注重网络能力的开发与强化。(3)以整体主义视角构建了子公司网络化成长机制的理论研究模型。尽管理论发展已经表明，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是研究企业理论这一相同课题的不同方法。但是，从企业网络概念和特性出发，结合我国企业管理的特点以及本章的研究立意，我们更倾向于采用整体主义视角。从企业网络的概念和特性看，网络是由各个行为主体(包括企业、团队、个人)之间在交换、传递资源过程中相互联系，而建立起来各种关系的系统。网络关系中的模糊界面不仅为企业也为个人提供了一种实现更大发展的契机；从经济转型期我国企业的经营管理特点看，企业在缺少有效的制度作为交易的衡量标准时，企业网络关系和管理者个人网络关系共同成为经营中的基本要素(Xin & Pearce，1996)，企业的成长通常需要宏观层面的企业和微观层面的企业管理者同时发挥各自的有效作用；从本文的特定研究对象子公司的成长动机来看，除了当地环境的适应性和母公司战略发展要求之外，子公司还存在着自身的成长选择。作为子公司重要人力资源的管理者，其制定的战略选择其实就是管理者个人背景和经验的反映(Child，1972；Hambrick & Mason，1984)。因此，管理者的社会联结关系会对企业战略选择和企业绩效产生影响。这种因果关系将管理者联结这一微观层面结构与企业绩效宏观层面的现象紧密联系在了一起(Peng & Luo，2000)。目前学术界对微观-宏观问题的研究中，管理者联结关系对企业创新行为和企业绩效的贡献性研究居多。但是，这方面研究更多是聚焦管理者个人网络对企业绩效的单一作用性研究，缺乏整体主义视角下的个人网络与企业网络的交互性作用研究。同时，这些研究仍以微观-宏观关系的定性研究和间接性关系分析居多，并缺乏大样本的研究成果(Luo & Chen，1997)。本文将管理者个人联结引入子公司网络化成长研究之中，构建了微观-宏观交互与转换的理论分析框架，以期对这方面研究有所贡献。尽管这一分析还只是初步的尝试，但它将彼此分离的企业网络和管理者个人网络进行了有效的契合，在实证数据分析结果的支持下，表现出较强的理论解释力。(4)构建了以网络能力为中介变量、管理者联结关系为调节变量的有中介的调节效果分析模型，研究了管理者联结关系、子公司复杂网络结构特征与子公司成长三者之间的关系，并得出三个重要研究结论及管理启示：第一，特殊经济转型时期的管理者个人联结关系在子公司内外部不同网络环境中对其成长的正向影响作用存在差异性。由于内部网络的非地方化特性和可预测特点，管理者个人网络关系对企业内部网络呈现出较外部网络更为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第二，管理者个人联结关系对子公司网络化成长的正向影响是通过网络能力的中介效果而起作用，从而进一步强调了网络能力在我国企业成长中的重要作用；第三，我们在承认管理者联结关系对特殊经济转型时期企业经济交换和企业绩效所带来的正面支持效应，同时，我们也应清楚地认识到这种个人联结关系作用的局限性。随着转型期的结束，这种支持效应的时代延续性问题也有待商榷，需要我国企业和管理者动态地看待个人联结关系的调节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