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丽丝·莱辛是英国当代文坛一名出色的女作家。她的代表作《暴力的孩子》自出版以来广受欢迎。总的来说，大部分的评论者几乎从女性主义、苏菲主义、马克思主义、殖民主义和存在主义等诸角度来解读莱辛的作品，鲜有学者从女性成长小说的角度来研究《暴力的孩子》。本文把《暴力的孩子》五部曲视为一个有机整体从女性成长小说的角度来研究和探讨小说女主人公如何实现自我和走向成熟。 成长小说是描述主人公从青少年到成熟的成长过程的一种文学体裁。女性成长小说是由传统成长小说发展而来的成长小说的亚体裁。所以它既具有传统成长小说的大多数特征，因其主人公是女性它又具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特征。和传统的成长小说不同，女性成长小说选择余地更小，探索边缘女性通往成熟和社会认同的成长道路。有文学评论家说成长小说是二十世纪描写社会边缘人群特别是女性和少数族群的最重要的文学体裁。因此，莱辛采用成长小说来刻画《暴力的孩子》中的女主人公非常合适。 作者以非洲与欧洲两种文化的冲突为背景，讲述玛莎的成长故事。在小说中，我们不仅看到白人女孩玛莎在非洲大陆成长过程中对非洲的热爱、对残酷白人殖民统治的愤慨和无奈、对殖民地人民的同情，而且看到她对“自我”的迷茫、对束缚“自我”发展传统价值观念的摒弃、寻找家园和追求自我的勇气和寻求得到身份认同的渴望以及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 通过分析这部作品，本文通过分析玛莎追寻身份认同和寻找乌托邦家园的成长动机以及引路人在玛莎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探讨了玛莎找到自我和最终成熟的艰辛成长历程。 首先，本文结合青少年成长理论分析了青少年成长的动机是渴望成长和得到身份认同。由于玛莎是生活在南非殖民地的白人女性，被她所生活的环境疏远，所以她不但渴望得到身份认同，而且还渴望一个人人平等、没有阶级差别的家园。这部小说组遵循传统成长小说的发展模式。玛莎十四岁时离开住在乡村的家走进城市。随着在城市里越来越多的经历，她失去了童真，而且随之在结婚后结束了青少年成长阶段。 然后，本文分析了玛莎对传统妻子和母亲角色的反叛。这是和传统小说相比女性成长小说特有的一个成长阶段。玛莎感到自己处于依附和从属的地位，不能找到“自我”。因此，玛莎抛弃家庭和孩子，反抗传统的家庭和殖民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和束缚，希望能通过政治找到自由、“自我”和没有压迫平等和谐的乌托邦社会。在现代女性成长小说中，女性不但反叛传统家庭的束缚还要争取社会角色的平等，这是和之前女性成长的不同之处。 然而，玛莎摆脱家庭的束缚，试图通过政治找到自由、“自我”和没有压迫平等和谐的乌托邦社会的美梦也破灭了。因为这些社会主义政治团体表面上标榜反对社会不公，实际上内部充斥着阶级主义、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英国成为她心目中没有阶级、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乌托邦家园的象征。因此，为了继续寻求自我和寻找乌托邦家园，她离开非洲来到英国。 最后，经过一番痛苦的追寻和精神挣扎，玛莎终于顿悟，实现了“自我”，达到成熟。这时女主人公认识到她一直为寻找一个人或一个地方作为她身份构建的中心的想法所误导。身份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会随着时间和地点的变化而不同。她发现自己一直探寻的“家”只是她个人成长过程的一个阶段，和她倡导的“乌托邦”没有任何关联。 再者，领路人在玛莎的成长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不容忽视。通过领路人的引导，主人公逐渐明确自己的人生方向，找到“自我”。玛莎在成长过程中，从他们身上得到帮助和引导，明确人生目标，实现自我。 从以上分析，本文得出因玛莎实现了成长，莱辛的写作目的达到，而且《暴力的孩子》也拓宽了成长小说的主题和视野。此作品是描写女性成长的力作。玛莎集女性、青少年和移民后代三种边缘角色为一体，她的成长故事具有一个时代的典型性，她是边缘人物成长的典型。处在两种文化影响下的青少年，往往处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希望认同强势文化。但在一个种族、阶级、性别意识强烈的社会中，她们首先遭到的是冷漠和排斥。因此，如何摆脱游离在主流之外的孤独感，如何在异质文化中找到成长的道路，这对每个移民后代来说都是一个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