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国际体系中一大批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是当代国际政治中的一个重大历史现象。本文认为,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在三大领域实现了重大演进,即国际政治结构的多极化、国际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和国际技术结构的多样化。国际体系的“三化”是新兴国家得以实现群体性崛起的重要前提条件。国际政治结构的多极化促进了世界和平的稳定性。两极对峙和霸权争夺消失,霸权国对发展中地区和国家的干涉减少,国际形势总体趋于缓和,使得新兴国家获得了能够快速发展的外部环境。国际经济结构的多元化促进了全球发展的均衡性。冷战期间的两大国际经济体系的隔离和对立,造就了发展中国家对中心国家的单维单向依附,使得它们在发展问题上受到很多限制。冷战结束后,国际经济结构呈现网络状双向多维依赖结构,为一大批新兴大国崛起提供了可能。国际技术结构的多样化推动了全球产业链的延展性。冷战前,国际技术结构的封闭性和单一性,使得全球生产和工业化进程主要发生在中心发达国家。冷战后,互联网等新的联通技术扭转了这种技术结构的不平衡,全球生产链得以延展,使得新兴国家从中获得了新的竞争优势。本文认为,国际体系的演进为新兴国家崛起提供了可能条件与物质基础,但新兴国家在崛起中如何规避“修昔底德陷阱”仍是尚在探索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国际体系还有可能重返霸权轮回的老路上去。本文经过对作为新兴国家典型代表的“金砖国家”国际行为的研究后认为：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新兴国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其一,各国经济利益高度相互依存,新兴国家必须积极地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在国际经贸领域中,同守成国家形成日益扩展的共同利益；其二,国际体系的演进需要新兴国家的建设性地参与,积极而又稳妥地参与全球治理是新兴国家处理与守成国家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其三,尽管新兴国家和守成国家在全球治理中存在战略博弈,但构建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仍然是实现双方共赢的根本目标。中国作为最有影响的新兴国家,尤其需要注意规避“修昔底德陷阱”。本文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在崛起过程中及初步崛起后较成功地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有三个主要因素：第一,坚持对内部改革和对外倡导和平与合作是中国顺利实现初步崛起的基本经验；第二,建设性参与全球治理是是中国规避“修昔底德陷阱”的理性路径选择；第三,从国际体系的受益者、维护者到建设者是中国应该长期坚持的战略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