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议文作为行政公文,在封建社会里是臣子履行自身职能,参政议政的书面载体。在东汉朝臣奏议中,援引经、传论说政务成为了这一时期奏议文写作中最为普遍的现象。无论是荐举人才、弹劾权贵佞幸、还是劝谏皇帝、批判时政,大臣们都或明或暗地引用经书原典以及释经传文的内容来作为持说的依据。“经”作为汉代学术研究的主要内容,何以进入政治领域,充当治国的指导思想?引经论政的实践活动对于一代帝国的影响又如何?本论文以《全后汉文》中所辑的东汉奏议为文献依据,力求通过研究东汉奏议对五经的引用来由点带面,对汉代尤其是东汉一代的学术思想、施政方针、社会矛盾、士人心态作一全面的梳理和综合的把握。论文分为六个部分:绪论部分首先对该课题的研究现状进行综括,同时对该课题的研究价值和意义作一重点说明,并对该课题所涉及的两个重要词语“经”与汉代“经学”作一概念上的界定。第一章以《全后汉文》中所辑的东汉奏议为基本文献,结合蔡邕的《独断》、刘勰的《文心雕龙》以及徐师曾的《文体明辨序说》等文献资料中对东汉奏议具体类别的记载、说明,对东汉奏议的具体子目以及各子目的写作要求、文体功能进行分析和说明。第二章详述五经内容在东汉奏议中的表现。对东汉奏议中所引五经内容进行量化统计是笔者进行本章写作的基础性工作。故在第一节,首先对东汉奏议援引五经的数量以及篇目分布进行概述,借以明晰东汉朝臣引经参政时的价值取向。在此基础上对五经内容在东汉奏议中的具体功能进行归纳和例证性的说明,并对所引经文在东汉奏议中的分布特点以及征引方式进行概括和说明。第三章集中探讨东汉奏议援引五经的原因。在汉代,定于一尊的儒学教育垄断了学术;以经学知识发策决科的选官制度造就了一支儒生化的官僚队伍;五经在汉代被赋予的神圣性使其成为不容置疑的大经大法;最高统治者对经学的重视以及频频在诏书中假经决策,发布政令的做法刺激着揣摩圣意的臣子对其进行仿效;以五经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价值体系上的合宜性,思想内蕴上的涵容性使其对汉代社会具有极强的适应力;时代崇经的氛围如春风化雨般影响着儒林士子的精神世界,促使他们秉持以经治国的理念,力求将经书中的思想理念、行为准则化为现实的行动。第四章总结东汉奏议援引五经的影响。经学话语具有“雅”的特征,却缺少“健”的气势,因此,经书内容的大量引用使东汉奏议显得庄严、凝重,典雅节制。东汉朝臣在奏议中援引经书内容主要是为了指导国家治理,带着时代所凸显的问题向经书发问是东汉朝臣奏议援引经、传的真实用意。经书中所载的历史事件、名言警句被朝臣们灵活地征引来针砭时弊,匡谏皇帝,对东汉社会的司法实践、选举实践、礼制实践等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奏议引经一方面增强了经学的政治权威,刺激了朝廷对经书的搜集、整理以及经籍传解的勃兴;另一方面则使得儒家经典在为政所用的过程中不断被改造,被加入许多非其所该有的因子,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经世致用的学术取向也导致学术研究的单一化,并严重桎梏了儒林士子的思想和灵魂。结语部分融贯全篇内容,概述核心观点,总结主要内容,并进行历时的拓展延伸,从保存经典、传承文化、垂范后世的角度来补充说明东汉奏议引经对此后社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