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购作为企业最重要的资源配置手段,它的成功与否将对公司财务状况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而高管是企业并购行为的决策主体,因此高管的行为动机也必然会对企业的并购以及并购后期企业的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为市场所认同、缺乏投资回报率的并购项目会加剧公司高管与股东的代理冲突,进而导致公司会计信息质量下降(Daniel and Monica,2012)。近年来,国内78%的企业倾向于通过并购活动来实现规模的扩张(黄旭兰,2012),2014年更被称为“中国并购市场井喷”之年,交易数量达到6001起,披露拟交易规模3557.9亿美元①。但是,在并购市场繁荣的背后却是并购并没有为我国带来经济的增长,大部分上市公司在并购完成后,其业绩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与并购火热、收益低下的现状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高管薪酬的不断提高。根据我国《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指数》显示,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在2008年的平均薪酬为52.83万,到2012年则飙升到63.61万,是同期全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25倍。虽然我国一直在对薪酬契约制度进行改革,但高管“刚性薪酬”、“天价薪酬”的乱象依然存在。因此,必须清楚影响高管薪酬水平偏高的影响因素,剖析高管薪酬增长的运作机理,进而完善我国薪酬契约制度。基于最优契约理论(Murphy,1999)的高管薪酬激励机制一直都被视为有效缓解代理冲突、降低代理成本的最优路径。然而法律规章制度漏洞的存在以及监管力度的薄弱无形中给高管机会主义薪酬动机提供了诱因。已有研究表明,并购活动是高管提高薪酬的手段之一(傅颀等,2014),但并购活动却是有经济后果的,它对于公司业绩以及财务状况具有重大影响。而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化,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逐步上升(辛清泉、谭伟强,2009)。在公司业绩与高管薪酬相挂钩的制度背景下,即使公司的并购行为并不为市场所看好,公司高管在并购后期的薪酬依然增长(傅颀等,2014),这种奇异的现象是否来自于公司高管利用盈余管理对会计信息的操纵?盈余管理作为操纵会计信息的手段,其实现方式却有两种,高管又该如何在应计项目盈余管理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间做出权衡选择?基于以上的分析,本文拟以2007-2012年发生的,以上市公司作为并购方的重大并购事项作为研究对象,从管理层私利角度对我国上市公司的并购活动和会计信息质量做出一个相对系统的研究分析。本文基于代理理论、最优契约理论、管理层权力理论,发现其对高管薪酬激励所存在的局限性。并结合我国特殊的法律制度背景,由此引申出薪酬动机下对高管实施并购活动以及盈余管理行为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系统的就公司并购与高管薪酬、公司并购与盈余管理三者间的相互关系展开了理论与实证分析,深入探讨并购收益与盈余管理对高管薪酬影响的综合作用机制以及并购收益和盈余管理所造成的经济后果,从而构建出一个较为完整的从高管机会主义动机视角出发所展开的“公司并购-盈余管理-高管薪酬-薪酬业绩敏感性”研究高管薪酬契约激励制度的完整分析框架。全文共分为八章,各章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为绪论章节,首先根据所要研究主题的背景引出本文主要研究问题及其相关的研究意义,随后对所研究主题的基本概念进行界定并阐述所需要的研究方法,另外,介绍文章的研究思路、具体的研究内容以及论文整体结构框架,最后在指出本文的主要创新及贡献。第二章为文献评述,本章对有关文献的回顾和梳理分为并购活动研究综述、盈余管理研究综述以及高管薪酬研究综述三个部分。在并购活动研究综述部分,回顾目标公司、收购方公司并购收益、并购动因及并购活动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和主要结论；在盈余管理研究综述部分,回顾盈余管理产生的内在机理、实施动机、计量方法的比较等；在高管薪酬研究综述部分,对影响高管薪酬水平高低的因素进行回顾。第三章为基础理论及制度背景分析。基于委托代理理论、最优契约理论和管理层权力理论对高管薪酬影响的局限性,分析我国上市公司资本市场的制度环境、会计制度背景以及高管薪酬契约制度,以及我国上市公司并购现状和特点、会计信息质量现状、高管薪酬现状,融入到“高管机会主义薪酬动机诱发并购活动和盈余管理”的分析框架之下,构建后续实证研究的总思路。第四章分析和检验了并购活动与公司高管个人私有收益变化的关系。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得出了如下三点结论：(1)并购活动已逐渐成为高管谋取私有收益的机会主义行为,高管通过实施并购活动,其货币性薪酬以及在职消费水平都出现了显著的提高；(2)在并购当年,无论是高管货币性薪酬的变化还是在职消费水平的变化,都更多的是受到公司规模扩张的影响,而并购收益的高低对高管私有收益变化的影响则较弱；(3)在并购完成后期,高管货币性薪酬的变动更多的是受到公司业绩的影响,公司业绩对在职消费水平的影响依然较弱,而高管在职消费水平却不会受到公司业绩的影响。第五章本文进一步对并购后期,并购收益与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和检验。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得出了如下两点结论：(1)并购收益的高低影响着公司在并购后期并购方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具体来说,并购收益与公司在并购后期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显著负相关。这说明低收益的并购行为加剧了公司高管与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公司高管在并购后期将更有动机利用盈余管理操纵会计信息缓解双方的矛盾；(2)虽然众多学者发现应计项目盈余管理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间存在替代关系(Cohen等,2010；李增福等,2011),但在某种情况下两者也会呈现出互补的关系。具体来说,当并购收益较低时,公司高管在并购后期在通过应计项目操控公司业绩的同时还会利用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第六章分析和检验了并购收益和盈余管理对高管薪酬变动影响的相互作用机制。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得出了如下两点结论：(1)高管在并购完成后,在获取私利的背景下,并购收益是诱发高管进行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的动因之一。即并购收益越低,在并购完成后,应计项目盈余管理对促进高管薪酬增长的影响越大；(2)虽然应计项目盈余管理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存在相互替代的关系,但受到应计项目调整额度有限的影响,在特殊情况下,高管会同时使用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来操纵公司盈余。即当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程度较高时,并购收益越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对促进高管薪酬增长的影响也越大。第七章从经济后果视角出发,分析和检验了并购活动和盈余管理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得出了如下三点结论：(1)与非并购公司相比,并购活动降低了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间的敏感性；(2)并购收益越低,盈余管理行为增加高管薪酬水平的作用越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并购完成后期,低收益的并购活动对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会造成持续性的影响；(3)剔除盈余管理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后,并购收益越低,高管薪酬与真实业绩的敏感性越低。进一步的说明了,现今众多学者所发现的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之间相关性的提高(辛清泉和谭伟强,2009)可能并不是来源于公司真实业绩,而只是来源于公司年报中经过粉饰之后所公布的业绩。第八章为全文总结,包括研究结论、启示与政策建议、研究的局限性及未来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