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在其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对于促进社会的进步和人的自由发展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祛魅、世俗化和主体性地位的凸显;但伴随而生的负面效应也渐次展现:意义的迷失、目的的晦暗以及自由的丧失等,从而使现代性在褒受赞誉的同时也受到了批评和质疑。在现代性的困境面前,利奥塔和福柯等后现代主义者要解构现代性,而哈贝马斯和吉登斯等则是以现代性重构者的面目呈现的。在此论争中,鲍曼吸取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理论研究成果,提出了“流动现代性”的新理论范式。　　 流动现代性理论是鲍曼对当今时代的高度概括和精确提炼,是对马克思主义时空观、运动观和历史观的继承和发展。这个时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资本运行方式表现为资本与劳动的分离,主导生活方式表现为定居到游牧的转变,权力运行方式表现为权威到榜样的转变。这一流动现代性的症候以全球化背景下的资本飘逸、个体化背景下人际纽带的脆弱和消费主义背景下自我价值实现的幻化等所造成人的生存的无根基样态和精神家园的迷失等社会问题集中的体现出来。面对上述社会症候,鲍曼通过重塑为他者负责之伦理观、重建公共领域之政治观和重构身份认同之文化观等来重建新的生活共同体,为流动现代性时代的人类寻找和搭建一个心灵归宿的精神家园,在不确定的社会中寻找安全。　　 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是运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立足于异化运动,通过对资本逻辑的分析,最后把共产主义作为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理论建构。而鲍曼则立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现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当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新问题,通过消费异化的批判、对生活政治的透视,最后构建新的生活共同体。鲍曼通过对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敏锐洞察、始终保持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和对资本主义虚假意识形态的无情批判等体现了他对马克思现代性理论的坚守,但偏离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阶级分析法。这一流动现代性理论的当代价值突出的体现为发展与超越工具理性的辩证统一、利用与限制资本的辩证统一、自我发展与他者发展的辩证统一等。　　 对于现代性,要坚持辩证分析的态度,避免单纯的情感宣泄,既不能因为现代性的负面效应而关闭国门,把现代性看作万恶之源;也不能亦步亦趋的照抄照搬西方的现代性,重走西式的现代性之路。要立足于当代中国的建设实践和具体国情,不断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新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