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使用时“监察-司法”程序衔接的核心所在,《监察法》33条是监察证据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基础性条文规定,但监察法作为一部组织法,其对证据衔接使用、监察取证规范以及证明标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监察案件中的具体适用等方面的阐释都笼统而概括,无法为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实际运用提供明确的路径指示。本文以监察立法现状为抓手,结合实际运作过程中监察证据进入刑事诉讼程序面临的困境展开论述,为监察证据进入刑事诉讼程序提供了一条具体可行的实施路径。第一部分是对可以在刑事诉讼程序中作为证据使用的监察证据范围的界定。首先对“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具体内涵作出解读,认定了监察法33条第1款仅肯定了监察证据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资格,之后仍需随着程序流转接受检察机关以及审判机关的审查认定才能最终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其次对“被调查人陈述、供述和辩解”的证据资格予以肯定,认定其是“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在监察调查程序中的另一种表达,并不违背刑事诉讼的证据法定原则。之后对初步核实阶段收集的言词证据的证据资格展开探讨,鉴于职务犯罪案件的特殊政治属性,初步核实阶段实际承担了部分监察调查职能,据此应当允许初步核实阶段收集的证据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但是考虑到言词证据主观性极强且不稳定,监察机关应当对其采取谨慎认定的态度。最后,肯定了言词证据直接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资格,但对言词证据应当进行严格的实质性审查。第二部分是对监察机关的取证规范以及证明标准的探讨。首先讨论的是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采用同一证明标准存在一定的异化风险,因此应当对其两种不同性质的案件采用“双轨制”的证明标准。其次厘清了监察取证规范与刑事取证规范存在不一致的情形,明确了监察机关进行调查取证首先应当遵循监察取证规范,对于没有规定或者规范程度弱于刑事取证规范的情形,应当参照适用相关刑事诉讼取证规范。第三部分对监察案件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予以探讨。首先对职务违法和犯罪案件的不同程序设计目标以及实践运用过程中适用同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造成的案多人少的压力进行阐释,得出应当对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分级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结论,职务违法案件的证据排除标准应当弱于职务犯罪案件。其次,针对监察机关依职权启动非法证据排除动力不足这一问题,应当强化被调查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加大依照诉权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的实施力度。此外,针对监察机关非法证据排除内部监督机制乏力的情况,应当加强外部监督机制建设,强化司法机关对监察机关所移送证据的审查认定,完善证人、鉴定人、被调查人出庭作证规则,推进庭审实质化进程。最后,对于监察案件的非法证据的范围认定,应当以刑事诉讼程序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基准,针对监察调查取证过程中“引诱、欺骗”多发的情形,应当严格适用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