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带来我国人口大规模的跨区域流动,内陆劳动力不断向沿海地区集聚,同时带动东部沿海地区城镇化快速起步,人口流出的内陆地区城镇化发展相对滞后,我国城镇化空间分布也在人口流动背景下逐步形成显著的东西差异的分布特征,区域城镇化空间分布不均衡问题突出。在我国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背景下,县域作为我国城市发展的基本单元,县域城镇化的发展是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的重要途径,也是我国区域全面均衡发展的重要支撑。然而我国城镇化水平较低的县域大多位于内陆地区,内陆地区县域人口流动与沿海不同,县域城镇化在大规模人口流出下形成的特征也与人口流入区存在差异,探究二者之间的差异可以为区域城镇化均衡发展提供理论基础。鉴于此,本文以我国典型人口流出地区——川渝地区县域城镇化为研究对象,基于统计年鉴数据、人口普查数据、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回流人口问卷调查数据,从县域城镇化发展态势、发展特征以及影响因素3个方面,对人口流出地区县域城镇化发展进行研究,并且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川渝地区县域“消费型城镇化”的发展模式。主要结论如下:（1）川渝地区县域城镇化加速推进,不断促进区域城镇化朝向均衡发展。从县域城镇化发展的外部背景来看,川渝地区城镇化正在以后发加速的特征不断缩小与发达地区城镇化的发展差距,城镇人口占全国比同样逆势而上,成为我国重要的城镇化地区。从县域城镇化发展的内部演化来看,与核心城市和次级城市相比,县域城镇化发展水平低但发展速度快,新增城镇人口占区域比超过半数并且持续增长,正在快速城镇化阶段的县域已经成为川渝地区城镇化发展的主体,并且在发展过程中不断促进县域内部以及川渝地区城镇化发展差异的缩小。（2）川渝地区县域城镇化空间格局正在朝向均衡化发展,高值区分布由成渝主城小核心转变为川渝中部大核心。在空间演变格局上,川渝地区县域城镇化空间布局以四川“成绵德乐”发展轴和重庆主城为核心,距离核心近的县域城镇化率较距离核心远的县域城镇化率高,但随着东部边缘县域的城镇化快速提升,县域城镇化时空格局差距稳中有降,空间布局正在朝向均衡化发展。在空间分异格局研究中,川渝地区县域城镇化整体和局部集聚态势均有所加强,城镇化高值区由成都主城和重庆主城为小范围集聚,逐渐演变为川渝中部为大范围集聚的格局,中部县域高值区正在形成。（3）川渝地区县域城镇人口增长和分布均与县域人口流出情况紧密相关。县域同时成为农村人口流出与城镇人口增长的载体,并且人口流出规模大的县域城镇人口增长越快,县域城镇化进程与人口流出呈正相关关系,异地城镇化成为川渝地区县域城镇化的重要发展特征。流出人口的空间分布对县域城镇空间格局同样产生较大影响,川渝地区人口流出县域大规模分布在东北、东南部和中部,与流出人口空间分布一致,新增城镇人口不断向东北部和东南部扩张,使得川渝地区中东部县域城镇规模不断扩大,县域城镇人口的东北-西南向空间分布进一步加强。（4）川渝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基础差,城镇化不断超前于经济发展,尤其是超前于工业化发展。一方面,在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县域经济发展活力不足,仅成渝主城周边县域为经济热点区,四周边缘县域存在大规模冷点区,并且冷热点之间存在明显的较为稳定的空间分割地带,在这样的经济空间格局上,县域城镇化超前于经济发展地区也明显集聚在经济欠发达且城镇化发展速度快的川渝东北、中北和中南部。另一方面,以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对县域经济和城镇就业的支撑能力弱,反而是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对县域经济和城镇就业的支撑更为显著,并且大部分县域城镇化对第三产业发展的响应强度不断增强。（5）川渝地区县域城镇化受消费市场、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政府作用、公共服务、区域条件和城乡差距的综合影响。根据弹性回归系数的大小对影响因素进行排序,分别为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固定资产投资额、人均GDP、每万人医疗结构床位数、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每万人中小学在校学生数、距离区域中心城市的公路交通时间和城乡收入差异。其中,县域城镇化发展受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的影响较大,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服务业发展越好,消费市场越活跃的县域越能促进县域城镇化发展。在川渝县域工业基础薄弱,缺乏特色产业支撑的背景下,以居民消费不断带动地区经济发展,形成“消费型城镇化”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