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把周作人从日本留学阶段到抗战结束时期(1906-1946年)的核心思想特征理解为一种以“人”为目标的文学政治实践,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梳理周作人思想在形式方面的具有某种连续性的线索与脉络。周作人将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为不受动物性本能控制的自觉意识和不受外在权威控制的自主能力,因此在“人”的实现过程中,他强调个人的独立性。但另一方面,周作人的“个人”又是一种伦理主体,个人独立性的实现是以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为背景进行思考。围绕这一“人”的目标,文化与政治成为周作人思想中的一对核心矛盾。同时,“人”的目标一以贯之,为周作人的思想赋予了一种形式感。因此,在因沦陷时期卷入与敌合作的政治事件,而使其思想在内容上呈现出某种断裂(文化与政治的关系发生某种颠倒)时,其思想的形式得以维持某种延续性和统一性。本文用“文学政治实践”来命名周作人思想的形式特征,试图将本文的中心论题——周作人思想内容的构成以及发生变化的原因、方式及其结果,放置在其思想形式的连续性以及思想内容与思想形式的关系中来考虑。本文用以指称周作人思想的形式特征的“文学政治实践”,意指以文学的方式展开的政治性实践：一方面,周作人期待发挥思想的力量来改造现实,从而使其思想具有了实践性特征,并与国家政治在关于“人”的政治理想方面产生了一致性。另一方面,周作人不是依靠理智的论辩、说教来灌输思想,而是希望通过情感的感染力来转移思想。因此,他选择了文学作为发挥思想之力的载体。即使30年代之后,周作人不再期待文学承载思想之力,但用以置换“文学”的“文章”,仍然在要求具有个人情感性与文章之美的意义上,保留了文学性的特征。因此,周作人的思想实践又始终是以文学的方式展开。此外,自称“杂家”的周作人,其思想内容的资源来自多种知识体系以及多种文化传统中的思想因子。根据其不同时期政治意识的引导,这些思想因子被阐释、变形、改造,进而重新组合、调和、构型,最终显现为具有周作人自己的问题意识的思想形态。他的问题意识中所处理的“人”的问题,是同时以“人”为终极目标的文化与政治的交集所在,而文化倚赖思想之力与政治倚赖行动之力的两种不同方式,使文化与政治在成为周作人思想内容的主线的同时,又构成一对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基于上述思想形式与思想内容两方面的认识,本文将研究时段大致划分为四个时期(留日与居绍时期、20年代、30年代、40年代),讨论周作人应因于各个时期的现实政治状况,形成了怎样的政治意识,据此在各个时期的思想建构中调用怎样的文化资源,并如何思考、呈现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以及据此选择怎样的文学样式作为实现其思想的载体。具体章节安排如下：导论部分,首先在总结周作人既有研究视野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的问题意识是将文化政治的研究视野与国家政治的研究视野结合起来,形成周作人思想研究的整体性研究视野,以期呈现其连续而又变异、复杂而又统一的整体性面貌。其次解释本文将周作人思想的形式特征表述为“文学政治实践”的理由,并依据周作人各个时期在思想建构中对于文化与政治关系的思考和呈现,以及据此所选择的文学样式,梳理本文的研究思路,进而尝试说明周作人思想中的文化意识,一方面总是在文化与政治的结构关系中出现而具有政治性维度,另一方面由于包含“美意识”又同时具有超越政治的独立性维度。第一章《“自由精神”及其实现》包括三节。讨论留日时期周氏兄弟建立以文学主导的文学-政治观,在接受章太炎种族革命的政治意识的前提下,以实现人的“自由精神”作为“立人”与“立国”的一致目标,并据此选择、译介各自性之所近的外国文学样式作为其载体。回国后,这一文学启蒙的指导理念,进一步推广到二人各自所从事的文化教育工作中。在与民国建立的共和政治理念相一致的前提下,各自将自身从日本艺术思想中所吸收的“美意识”带入对民国。“新文化”的建设中。周作人选择的“悲哀”文学、以及侧重民族文化传承的“国民文化”建设工作,带有鲜明的东方文化性格。第二章《个人主义文学的确立》包括三节。讨论北上加入新文化运动的周作人,由于自身所处的民国政治实质上是军阀专权,具有封建专制性质,因此他以个人与社会的对立为前提,确立起个人主义的文学思想。由于“人”的目标所具有的伦理性意义,周作人建构的“个人”观念,先是受到世界主义思潮影响,形成以个人-人类为两极的结构关系。其后接受东方文艺作品的思想艺术,形成以个人-人情为两极的结构关系。据此,人道主义文学作品、希腊与日本的古典文艺作品、小诗、文学童话、希腊神话先后进入他的文学翻译视野。随着政治压制的强化,他对个人主义文学思想力量的期待,逐渐转向从事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提倡“思想自由”,为个人的独立思想争取生存权。第三章《个人自主性与“现代中国”的建构》包括三节。讨论面对2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形成的政党政治局面,使民众政治的政治理念成为时代精神之后,周作人对五四个人主义的调整。借助大乘佛教以“利他”为主的菩萨慈悲精神,周作人将个人与社会的对立关系,化解为个人对理性化、社会化的“自然”的“顺应”。个人主体性不是在与社会对立的意义上,而是在超越个人私欲、揭示“自然”真理的意义上重新得到张扬。这一新的思想形态被表述为“人情物理”,并以此重新阐释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周作人由此开启了以建立现代生活观为目标、带有浓厚东方文化色彩的“现代中国”的建构。与此同时,对于文学与政治相结合的时代课题,在运用反抗性文学资源反对资本主义私产制度失败之后,周作人借助西欧启蒙运动的思想资源,使文学与政治统一于生活合理化的政治理想中。据此提出“言志派”文学观,“力的文学”转变为“知的文学”。此前期待于个人主义文学的思想之力,由此转变为对于文字的理性认知功能的期待。“文学”转换为“文章”,重新焕发了中国传统文章的纪实功能与文章之美,并在“知”的方向上将个人与社会重新联结起来。与“通俗文章”观相应地,周作人在中国农业社会形态的农民日常生活世界中,发现与民众政治理念具有相通性的“人民的历史”。第四章《政治困境中的思想表达》包括两节。讨论40年代,具有了官僚知识分子身份的周作人,在面对政治不自主而竭力维持文化自主的过程中,由于政治凌驾于文化之上,其思想建构发生的变形和变质。由于个人身份在政治角色与文化角色上的分裂,周作人的言论也分裂为政治性姿态表达,与寻求继续推进其文学政治实践的思想表达。前者表现为40年代提出的“儒家文化中心论”。后者表现为在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形成分立结构的背景下,不断探寻能够成为定义东方现代化的文化主体。其思想资源从来自日本文化的“人情美”转为“东洋人的悲哀”,表明随着政治情势的恶化,周作人的问题意识,从在日本文化中探寻东方文化主体,转变为从文化上寻求对现实政治进行合理解释。周作人为日本武力行为找到的文化解释,是中国所无的“宗教”。这一思考终止于抗日战争的爆发。而在政治环境和个人身份完全改变了的40年代北平沦陷区,这一思考却悖论性地从现实中获得了新的形态和问题意识,即民间信仰能否成为意义世界(包括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等)生成的源泉?这一问题,实际上成为他自身与沦陷区人民实质上处于“亡国奴”地位及其心理经验的投影。结语从周作人与对其思想形成具有重要意义的日本文化之间的复杂纠葛,大略论及周作人思想的现实意义及其悖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