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世界各国纷纷采取各种优惠措施积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以期促进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生产效率的改进。中国亦不例外,引资额更是连续11年位居发展中国家之首,各地区的FDI流入额迭创新高。在此背景下,FDI对我国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的影响一直是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诸多学者指出,FDI的流入不仅直接增加了我国的资本积累、劳动力、中间产品需求和产品出口,增强了国内企业的生产能力,而且通过竞争、示范模仿、前后向关联等溢出机制,间接推动了我国企业的生产率改进和生产技术的进步。但是,也有很多学者对于我国各地区积极吸引FDI以期实现“市场换技术”的策略提出了质疑。他们的研究发现,FDI的生产率溢出效应并不明显,甚至,FDI对当地企业的市场份额、研发活动等产生了挤出和替代作用。毕竟,引进技术并不等同于引进技术创新能力。尽管FDI给我国带来了先进技术、设备,但是由于引进后的消化和吸收阶段没有足够的资金、制度等方面的支持,因此FDI带来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并不能转化为中国内生技术能力的一部分。基于此,本文在文献综述基础上,对FDI在全国30个省份的生产率溢出效应的现状进行了实证分析(第3章)。首先,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对我国各省份内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其次,本文建立面板数据(PanelData)回归模型,实证分析FDI对我国各省份内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FDI的生产率溢出效应在我国不同省份存在差异性:在东部沿海等经济发达的省份,FDI产生了显著的、正向的生产率溢出效应;而在欠发达的中西部内陆省份,FDI的生产率溢出效应并不显著甚至为负。为了解释FDI生产率溢出在我国不同省份的差异性,本文(第4章)从理论层面分析了地区角度FDI生产率溢出的机理、影响因素及门槛效应。分析认为,当地企业的技术能力、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对外经济开放度和基础设施建设对FDI生产率溢出效应的大小甚至符号存在影响;与此同时,对国内各省份来说,只有当这些因素发展到一定的门槛水平时,才会发生FDI的正向生产率溢出效应。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第5章)从实证层面分析了以上五个因素对FDI生产率溢出效应大小的影响,并采用2003-2006年的数据和面板数据模型测算了这些因素推动生产率溢出发生的具体门槛水平。结果发现,国内超过50%的省份尚未跨越各因素引发正向生产率溢出发生的的门槛水平,制约了FDI对其生产率改进作用的发挥。而北京、上海、天津、江苏、广东和山东是跨越FDI生产率溢出各类门槛较多的省份,同时也是FDI生产率溢出效应显著为正的省份,从而再次从实证角度验证了FDI生产率溢出的门槛效应。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第6章)揭示了研究的基本结论,并对症下药,从溢出方、接受方和溢出渠道三个角度,提出了促进各地区跨越FDI生产率溢出的门槛、获取FDI的生产率溢出效应的政策建议,以期促使FDI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