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社会学的功能主义理论中存在这样一种观点:社会与生物有机体相似,每一部分都能满足人类的某种需求和具有相应的功能,并且各部分与整体之间联系密切、相互影响。人民调解制度作为社会的组成分子同其他的社会制度一样,都是为了满足人类的某种需求而存在。也正因为如此,人民调解也具备了某些特定的功能,并且这些功能会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发生改变。按照这样一种逻辑和它在各个时期所表现出来的功能性特点来划分,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被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以政治动员为主时期的人民调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期的人民调解和以“维稳”为主时期的人民调解。在第一个时期,受当时政治高压的影响,它的政治功能特别彰显。在这一时期人民调解的解纷活动当中,作为调解员的“积极分子”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他们的“动员型”工作作风被带入到调解实践中来,以至于人民调解常常被当作一种政治动员的手段,用于动员和组织群众以支持党的革命活动。相比之下,第二个时期的人民调解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背景下,更显其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手段的本质特征,它更关注的是纠纷双方利益的平衡和纠纷问题的本身,而非政治或者其他,人民调解的政治性已相对比较弱化。而且随着法制化进程的加快,法律在调解中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人民调解也更加强调自愿、公平、合理合法等原则。而进入到新世纪以后,虽然我们仍有发展经济的需求,但是由于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化和复杂化,社会稳定的问题已经成为阻碍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因素,维护社会的稳定已成当务之急。当前,“维稳”作为一项社会管理性事务,单纯依靠政府的力量,难免会有疏漏或者难以企及的地方,因此需要扩大公众的参与和加强政府机构和群众之间的联系,“大调解”的工作机制由此应运而生。在大调解的工作格局当中,人民调解不仅作为一种“大众性司法”,也作为一种社会稳控的手段,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