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作家伍尔夫与中国作家朱天文的小说中,双性同体的诗学观念一以贯之,成为二者女性主义乌托邦书写的核心要素。本文透过解构的视域,分析精神两性化之隐喻在人物形象与其所处环境中的呈现,及其采取何种形式呈现等问题。全文围绕超性别的人物塑造、现代性时空的构建和小说叙事的创新三个方面展开,对伍尔夫与朱天文的性别观、时空观、文体观进行系统的会通性研究。每章先进行观念的纵向梳理与文本的横向比较,而后基于东西方文化背景阐发两位作者双性视角的共鸣与差异。第一章梳理了双性同体观对传统二元性别观的打破和重构,界定了该观念在伍尔夫和朱天文创作实践中的意义。以《奥兰多》和《荒人手记》为主,分析人物融合两性思维、磨合阴阳气质的过程,归纳其越界与平衡的特点。通过挖掘双性同体对自由创造力与健全人格的共同隐喻,辨别作家的不同创作倾向,横向考察西方超性别思想与中国阴阳思想的融合与差别。第二章讨论了双性同体观对父权制下唯理性时空体系的突破和演进,阐释伍尔夫和朱天文力求主客体平衡互渗、错置时序逃离死亡的时空观。对照“生命三部曲”(《达洛维夫人》《到灯塔去》《海浪》)和“阴性三部曲”(《世纪末的华丽》《荒人手记》《巫言》)分析“重要的瞬间”与“巫时”在文学想象中召唤精神国度的相似特征,解读两位作家对生命写作与离题写作的不同侧重。第三章交代了双性同体观对传统文体观的补充和创新,探讨伍尔夫和朱天文的文体实验对中西文学传统的回溯反思与互借互鉴。延续前两章的文本对照,从诗化小说和传记小说的文体功能入手,分析两位作家对小说叙事传统的突破和对现代经验的揭示,辨析二者笔下的漫游者如何化身为反思现代性的媒介,在物质主义的消费社会吐露边缘人的纠偏与批判性的抒情。通过发掘漫游在伦敦街头的“中国眼睛”、台北高楼的“极境眼光”,探讨伍尔夫及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与中国古典美学的共鸣,以及朱天文及三三文学团体与西方现代派的对话。总之,正是伍尔夫与朱天文对传统的性别观、时空观、文体观等层面的再思考,从而向我们呈现出不受性别意识束缚的人物形象、现实与心灵辩证统一的思维空间,以及中西文化异位的碰撞与借镜。因此,比较二者小说创作中显现的双性同体诗学,不仅包含超越“女性主义”字面意义的跨性别命题,也意在解读中外作家解构二元对立的共同文学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