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报研究,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其一杂采众长,选材广泛；其二是专攻一家,深入考辩。本文选取后者作为研究方式,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使画报的整个生产过程以及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更为清晰完整,便于作者深入考辩与分析。当然,前提条件是,作为立论根基的研究对象,必须有足够研究的“分量”,包括数量和质量。在现当代文学多元化研究的格局中,本论文选取了《北洋画报》作为研究对象。1926年7月7日,《北洋画报》在天津创刊,1937年7月29日抗战爆发,画报终刊,经营长达11年,出刊总共1587期,在民国时期,是北方出版业中的佼佼者,办刊持续时间最长、出版期刊数最多,且为个人独立经营起来的、涵盖内容广泛的综合性画报,可视为北派摄影画报的翘楚。《北洋画报》的办刊宗旨是要有“报”的新闻时效性,又要兼及“画”的唯美风尚感,“传播时事、提倡艺术、灌输常识”即为该刊的口号。《北洋画报》在风格上追求简净而纯厚,使用现代视觉技术并因采用铜版纸彩色页印刷而引领北派画报之风气,无论内容亦或形式上都对民国时期北方现代都市文化观念的普及具有引导意义,为考察天津及北方的社会文化氛围提供了有意义的史料文献。《北洋画报》上刊载的以刘云若为代表的“北派”社会言情小说,在文学史上也有不可忽略的地位。本论文试图通过对《北洋画报》的研究,揭示其所代表的市民文化特性及其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替代的、独特的价值和意义。本论文根据《北洋画报》创办人冯武越所设“封面、时事、艺术与小说广告”这四个版面,重点选取了几个最有代表性的内容——社会网络与办报人群体心态、“提倡艺术”与编辑者的自我调适、“家国叙事”下的女性现代性想象、刘云若与北派社会言情小说等四个方面来作为论文的主体章节。意图通过这样的研究路径,来摸清《北洋画报》如何在天津这座历史上具有特殊位置的城市中确立“趣味”与“品味”并重的文化定位,又是如何在“时尚”背后感受到时代所赋予报人群体的内心焦虑和纠结。《北洋画报》是编辑者在权力场和社会场中自我调适的产物,论文在剖析《北洋画报》内容本身所承载的丰富内涵的同时,其实也把这一图像画报当成了社会思潮、政治、风潮及编辑人群体之间的集体“在场”,其丰富性和多变特征均是这些力量间综合作用的结果。本论文尽可能丰富地运用文化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在基本掌握画报历史(尤其是民国二、三十年代第一次“画报潮”)的前提下,考察民国时期社会文化以及区分图像与文学的互动关系,同时以大量其他史料对研究对象加以比对印证。在论述策略上采取对视觉图像及广告等亚文化文本的解读；对画报营销策略、印刷技术、印刷材质等的关注；对媒介特性、受众群体等文化机制方面的分析等等。本论文认为《北洋画报》研究的意义在于它是对既往只注重精英文化、文学的倾向的纠偏,是对于现代文学研究的另一种补充。《北洋画报》的发生恰恰经历了近现代中国城市文化发展的过程,在这其中充满着传统和现代两种质素的相互交织,二者在大众媒介的城市文化生产场域中被合理地想象与呈现着。在大都市的现代化背景、新派商绅和本土平民相结合的编辑群体、新风尚和传统文化相交融的办刊理想等综合质素作用下,《北洋画报》形成了天津近现代城市文化演变中传统与现代之间矛盾的、共生的、相互依赖的特有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