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少儿人口抚养比快速下降,老年人口抚养比缓慢上升,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引起的经济效应问题已引起学术界和政府部门越来越多的关注。研究人口年龄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仅可以加深对增长、消费、储蓄等经济现象的认识,也能为应对已经到来的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提供对策和建议。为此,本文以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宏观经济效应为主线对此课题进行研究,首先,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系统阐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经济增长效应,然后,具体分析其对劳动力供给、消费、储蓄和养老保险等经济发展中间环节的影响。从现有成果来看,已有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经济增长正、负效应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口红利阶段或老龄化阶段,其中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促进经济增长、产生人口红利已得到学者们的共识,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还存在争议,已有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还缺少全面性,也不够系统。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时变的、动态的,随时间推移,人口年龄结构从高少儿人口比例、高劳动人口比例再到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存在不同的影响模式。此外,由于缺乏严密的数理论证和分析框架,使得学术界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居民消费、储蓄是否存在显著影响、存在正向影响还是负向影响等问题至今未达成共识,很多研究忽视了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居民消费、储蓄行为影响的复杂性和阶段性,直接使用静态分析方法导致研究结论存在很大差异。明确不同人口年龄结构变动阶段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探讨被抚养人口比例增加是否会减缓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摸清人口生育政策和延迟退休政策调整对未来劳动力供给的潜在影响,分析少儿、老年人口抚养比变化对居民消费、储蓄的作用,预测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养老保障体系的冲击,判断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存在正向还是负向的经济效应,这些问题的研究显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全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包含第1、2、3章,为论文的研究基础,主要包括绪论、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和相关理论基础。其中,第1、2章主要介绍文章的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阐述论文的主要创新点和不足之处,并从研究方法和主要结论上对国内外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经济效应问题做出详尽梳理,指出已有不足及本文的研究方向。第3章着重介绍本文研究所依据的人口转变理论、生命周期理论、抚养负担假说和连续世代交叠模型等相关理论。第二部分包含第4、5、6、7、8章,为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经济增长效应、劳动力供给效应、消费和储蓄效应及社会养老保险效应。其中,第四章先建立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框架,并做出比较静态分析,再判断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经济增长效应。第五章主要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未来人口规模和劳动力供给的潜在影响,预测在基准、中、高三种方案及不同劳动参与率下未来劳动力供给趋势。第六、七章扩展连续世代交叠模型,分别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居民消费和储蓄的影响,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讨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储蓄的非线性关系,论证不同抚养负担阶段人口因素对居民消费、储蓄的正、负影响效应及各自的拐点。第八章主要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社会养老保险的影响。第三部分为第9章,总结全文的主要结论,并给出政策建议。在研究过程中,论文注重微观与宏观、定性与定量、静态与动态、结构和总量相结合的方法,得出的主要结论为：一、构建人口年龄结构与资本投入和经济增长的数理模型后,本文从理论上发现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能提高物质资本的利用效率,强化物质、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抚养负担减轻已为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理论模型基础上,本文实证发现：抚养负担减轻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25.7%；老年人口抚养比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关系,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存在先正后负的影响趋势；在物质、人力资本投入增加间接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中,少儿人口抚养比的作用弱于老年人口抚养比。二、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虽然在近几十年持续增加,但从2011年开始,这个数值出现下降趋势。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在2015年达到最大,随后,无论生育率采用高、中、基准何种方案,劳动年龄人口数量都将下降。但如果中国人口生育变动按高生育方案进行,则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会在2060年出现反弹,高生育率方案下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呈现U型结构。与固定劳动参与率相比,可变劳动参与率下的未来劳动力供给存在以下趋势：青年劳动力供给数量下降速度快、老年和总劳动力供给数量下降速度慢；延长教育年限对劳动供给数量的减少效应弱于延迟退休对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增加效应；在基准、中、高三种方案下,延迟退休年龄对老年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增加效应弱于提高生育率对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增加效应,虽然延迟退休可以使总劳动供给规模得到暂时扩大,但无论何种方案,这些政策均不能改变总劳动力供给下降的事实。三、论文引入跨代际向上和向下的财富流动函数扩展连续世代交叠模型,从微观和宏观视角就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居民内生消费、储蓄的影响进行了数理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少儿人口抚养比与居民消费率存在倒U型的动态关系；老年人口抚养比和总人口抚养比与居民消费率存在U型的动态关系。少儿人口抚养比与居民储蓄率呈U型的动态关系；老年人口抚养比和总人口抚养比对居民储蓄率存在倒U型动态关系。与少儿人口抚养比相比,老年抚养比才是影响居民消费、储蓄行为更重要的人口因素。这意味着随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老年人口抚养比上升是我国居民消费低迷、储蓄高涨的重要原因。四、鉴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社会养老保险体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老年人口上,论文构建人口老龄化水平与个人养老保险收入的理论模型,并得出二者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的结论。建立实证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后,论文发现：老年人口抚养比和政府财政支持水平与养老保险支出呈正相关关系；居民受教育程度、经济增长因素和城镇化水平与社会养老保险支出负相关。放开生育限制、调整人口年龄结构、增加政府投入、提高居民人力资本水平和城镇化水平、加快经济增长速度,都能弱化人口老龄化的负面影响,有利于减轻社会抚养负担。从总体来看,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宏观经济效应具有双向性和阶段性,现阶段中国已充分获得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带来的正效应,实现了“人口红利”,但从未来趋势上看,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少儿人口抚养比继续下降,老年人口抚养比持续上升)对经济增长、劳动力供给和社会养老保险均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当前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发展的积极效应正逐渐消失,消极效应悄然显现。因此,调整人口年龄结构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