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概念,空间是一个具有多元维度内涵的词汇,不同的视角会产生不同的空间概念。而作为现实的实践,空间的确定意味着相应界限的确定。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城市住宅小区空间形态在经历了由单位制向社区制的空间转换之后,城市居住小区制度即成为主要的空间制度。其制度特征主要表现为封闭性的空间构造,并在此基础上构成了城市与住区的边界和空间。在居住小区空间形态之上的以建筑物区分权(主要为共有权利)为主的物权规定则确认、保障且形塑了这种空间,赋予了其法律的属性。这种权利制度塑造的空间,成为空间法律化的重要前提。共有权利的实践形成了私人化的集体空间,塑造了空间,并推动了私人化集体空间的生产以及再生产。随着空间实践的推进,这种空间生产格局的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城市居住小区所带来的闭合空间不仅仅阻碍了城市空间的交流与健康沟通,同时增加了城市运行的空间成本。在空间边界之内,也同样存在着多样的空间问题。2016年中央针对性的提出了“街区制”的规划。作为新的城市住宅小区的更新形式,街区制会导致原有城市居住小区空间形态以及制度的改革,并改变原有的空间边界,原有为权力实践、市场推动与权利保障构建的空间关系也面临着相应的更新。而空间基础上的共有权利亦亟待新的调整与解释,在这种关系变更之中,空间作为权力、市场与权利的“场域”,是制度变革与权利更新的重要视角,空间维度的解释是权利更新与再诠释不可或缺的价值基础。空间是具有多元性质的存在,笔者认为,空间的法理基础包括具象的空间形态、空间的一般化理论和空间的秩序。而共有权利的空间维度诠释则构建在一般理论基础上的法理维度诠释,包括着空间价值、空间内涵和空间实践,同时亦包括着空间维度权利关系、权利概念和权利内涵的更新。空间的正义性来自于合理的空间,城市权利的价值基础来自于空间价值的正义性,空间价值的正义性来自于空间的法理更新。因此,在居住小区之中,无论制度执行还是法理阐释,空间都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空间阐明的最终目的在于推动走向更为正义的街区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