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嘱财产处分的限制制度在我国并不为人所熟知。1985年,我国颁布了《继承法》其中确立了遗嘱自由原则。为了防止弱势继承人的继承利益因被继承人受到侵害,继承法设计了必留份制度和预留份予以保护。随着30年来社会经济生活的不断提高和发展,价值观念的变迁,将遗嘱处分地弊端逐渐的显现出来。最明显的就是婚姻家庭的权益与伦理对遗嘱处分自由发生了剧烈的冲突,这些冲突使社会面临着一个严峻的考验:立遗嘱人对遗嘱财产的处分是否具有任意的自由?答案自然是否定的。所谓任意自由必须在当前社会框架中是合法的。任何行为包括遗嘱财产处分违法或者支持违法,这种行为肯定是无效的。但是当这种任意性符合合法的要件,对合理性进行突破,我们是否要进行规制?本文将讨论的东西是在法律框架内合理性问题,由立法陈旧或者当时立法形式所限制而没有关注的问题,笔者将从四个方面对文章进行论述:第一部分,笔者将从具有针对性的案例进行入手,分析不同类型案例判决之间裁判结果不同的原因,揭示出这两个案件实质的问题,并对问题的本质进行相应的阐释;第二部分,是通过我国古代法继承文化的研究,引出我国古代对于遗嘱继承制度的一贯思路。比较当今《继承法》在立法上的不足,对本文主体研究的必要性做出了三点分析;第三部分,针对上文所提出的立法需求,将成熟的西方遗嘱财产处分限制制度作为域外法的考察对象。从其遗嘱的发展趋势以及当前立法例,进行归纳解析,借鉴西方国家发达制度中合适的部分,为我国寻找解决自身问题提供了可行性路径与对策;第四部分,通过前面三部分的工作,将把遗嘱财产处分限制的制度设计思考分为两个部分,其一,为建立以特留份为中心的新制度,其二,为不改变我国现有必留份制度基础上的权利范围和权利能力的扩展,其三,完善预留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