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在梳理延安文学体制的形成过程和基本内涵的基础上，系统性地分析作家和文学体制之间的微妙关系，并结合作家的话语实践来看他们和体制之间的离合，最后对体制做出一些尝试性的评价。 首先，通过考察文学体制的内涵，确定了延安文学体制的含义。延安文学体制是以延安文学为核心，确立了新的文学规范，并逐步建立一套从表现内容、表达方式到生产、传播体系以及接受和批评体系的高度规范化的话语形态和规约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梳理了延安文学体制产生的背景和资源，包括：社会背景、延安文学之前的文学形态、文人的文艺思想基础等。 其次，较为详细地考察了延安文学体制的生成和基本内涵。延安文学体制是在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逐渐形成的，其内容主要包括以《讲话》为代表的意识形态话语引导体系，文学社团和文学机构的组织体系(包含报刊杂志的传播)，读者接受和文学批评体系，以及作家职业化的创作等几个方面。 再次，延安文学体制生成后，其力量也逐渐得以彰显。在这样的体制中，作家和文学体制的关系更为微妙，他们既相互冲突、争辩又相互融合、促进。第一，文学体制和作家是共生共存的。第二，延安作家与当时的文学体制也存在矛盾的另一面。文学体制在相当程度上限制着作家的自由和个性。 本文在分析了作家和文学体制的关系后，从作家个案入手，着重考察他们在延安时期的话语实践，通过分析他们的创作话语与革命话语之间的离合，来体现他们和文学体制之间的关系。丁玲摇摆徘徊在革命话语和女性话语之间，赵树理寻找着革命话语和农民话语的契合，而萧军则始终是一个流浪者。 最后，分析一下延安文学体制的意义。及其局限性。在战争状态下，延安文学体制无疑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体制束缚了作家的手脚，作家自身独立思考的特性被消除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