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快速推进的城镇化导致土地扩张加快,数量庞大的农民离开了农业生产开始寻求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不论是在户籍身份、聚居方式、经济来源还是工作方式、日常互动上都有了明显的改变。从宏观上看,城镇化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改造村落社会结构的必由之路,而把农民整村迁居进城被看作是扩展城市和实现农民市民化的起点和主要方式。我们通常认为,这个过程是充满农民的欢乐和喜悦的,然而,户籍的“农转非”并不意味着市民身份的获得,不论是自我认知,还是对外在世界的认同感,都难以将这些失地农民归入城市居民的行列,城乡之间的巨大鸿沟让他们处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游离于两种生活框架的夹缝中。在被征迁的土地上,在被重新形塑的农民回迁小区中,这村落城镇化的最后一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乡土社区的裂变和新兴的城市小区新生的艰难。在深入调查城市周边的失地农民回迁小区后,我认为空间形态的改变,城市小区空间的打造,并不意味着农民会按照城市居民的方式行动,新建的社区更多地表现出“形变而质不变”的状态。因此,对当前失地农民的生存状态和适应性问题的考察无法脱离他们的生存空间与活动空间,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整村迁居后的社区尽管采用了标准、统一化的外在形态布局,但其内核依旧是凝聚了巨大历史惯性的,依然承载着被拆除的传统乡土空间中的社会网络,农民会根据自己保留的乡土记忆辨认空间,他们的生成与存续状态是和长期历史沉淀中所形成的种种社会关系与生活规则联系在一起,这种历史的惯性、规则也是与传统的农村社会的空间环境相联系的。传统村落空间结构存在着自身的秩序逻辑,是适应传统小农生产与生活方式需要的,而在这种惯性影响下所建构出的社区难免与标准化的城市社区难以相容。因此,本文以合肥市长丰县X村征地前后的空间变化为线索,探讨在城镇化背景下的土地征迁中,农民离开土地搬入城市小区,这种空间的转换与失地农民城市融入之间的关系,说明空间秩序与农民行动之间有着双向作用,农民并非空间环境的消极接受者,情感、记忆、体验等都是农民建构新空间的有机组成要素,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并处于时刻不停地变迁之中,赋予空间活力、开放和无限可能,X村村民也正是在这样一个流动的空间中获取和转换自己的身份认同,他们也在通过自己的行动积极地利用、影响着空间秩序,获得生活策略。文章依托征迁前的村庄及当前的回迁社区这两个不同的空间形态及其内在的运作秩序,力图阐述失地农民在走向城镇化的过程中,是如何创造出一个可以生存的、维护自身利益的空间,这种空间及其社会秩序的产生,能否成为失地农民融入城市变为市民的跳板。本文希望通过征迁前后农民生存方式的探讨,为当前城镇化过程中失地农民的城市融入及其市民化提供一点思考。乡土社会的文化与城市文明之间虽然存在许多矛盾,却也可以相互接纳、相互融合。如果城市建设者更加尊重农民自身的文化,更加重视农民乡土文化中有价值部分的利用以及回迁社区内部秩序的重构与传统的维护,而不是一刀切、只注重空间形态的标准化,那么失地农民的城市融入过程将会更加顺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