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格证据规则是一项发端于英美法系的证据规则，在英美法系国家的刑事审判中，该规则在避免陪审团产生不公平偏见，提高审判的准确性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被告人品格证据规则作为其中最引人关注的一个方面，其法律内涵更是博大精深。　　所谓被告人品格证据，是指在刑事诉讼各阶段中用于证明被告人品格或品格特征，并借以推论其可能的行为方式的证据。按其内容可分为良好品格证据和不良品格证据。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被告人品格证据的地位，但在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等程序的实际操作中，被告人品格证据却运用广泛。一面是立法上的“不予理睬”，而另一面却是实践中的“难以割舍”，立法与实践的脱节不仅使被告人品格证据处于没有“名分”的尴尬境地，而且直接导致了司法实践中该证据在运用上的随意性和混乱性。为解决此问题，笔者拟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针对我国具体国情提出一系列立法构想和改革建议。　　本文除了引言与结语之外，共分为四个部分。全文共计三万余字。　　论文的第一部分着重分析了被告人品格证据的基本理论，对本文涉及的“品格”“品格证据”“被告人品格证据”等名词作了深入阐述。在此基础上，对刑事诉讼中运用被告人品格证据的利弊进行了分析，并指出被告人品格证据若能得到科学地运用，不仅可以帮助司法人员更好地判断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同时有助于办案机关认清犯罪事实，为诉讼中相关决定的作出提供参考依据。　　论文的第二部分是被告人品格证据在刑事诉讼中运用的域外考察。为探究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在刑事诉讼中运用被告人品格证据的差异性，笔者以刑事诉讼阶段性划分为据，从侦查、起诉、审判、执行四个方面对域外被告人品格证据的运用状况进行了考察，以期吸收其合理成分，为构建我国的被告人品格证据相关制度提供立法参考。　　论文的第三部分重点考察了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中关于被告人品格证据的规定和运用状况，并指出由于缺乏立法的支持，导致实践中被告人品格证据的调查存在很大的任意性，不仅难以保障证据收集的全面和客观，同时也使证据在运用上存在诸多不规范之处。　　论文的第四部分是本文最为重要的部分。笔者针对第三部分的现状和问题，进行了相关的大胆构建：首先，笔者分析了在我国建立被告人品格证据运用规则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随后详细地论述了如何构建该规则的基本框架，即通过立法明文规定被告人品格证据的含义及分类，并创造性地提出了应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建立被告人品格的调查制度；最后笔者根据侦查、起诉、审判、执行各阶段的不同情况，分别对具体阶段如何构建被告人品格证据运用规则进行了相关阐述，同时指出为保障被告人品格证据得到科学地运用，应建立相应的程序性制裁措施，从而使被告人品格证据的运用向我们期待的良好目标靠近，为推进我国刑事司法程序更科学化、人性化做出应有贡献。